中国收入极化现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收入极化是一种不同于收入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现象,它说明了收入分配向不同的两极或多极聚集的趋势.文章采用ER极化指标测算2002～2010年全国收入极化测度,分析了我国近几年收入极化的趋势及造成这种趋势的可能原因.同时还对中国31个省市2000年、2005年及2009年的收入极化进行了测度,并运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其自身的变化趋势及其与各省标准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我国收入极化与人均GDP间一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且两者相关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 ——基于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的考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公民主权在新技术资讯平台上的不断彰显,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及其效果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两者的互动过程是复杂的.案例显示,网络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民意支持以增加回旋余地、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等层面,对外交有正面的助推作用.然而,网络群体极化的普遍特征混杂着中国特色的悲情意识,使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也失于过度敏感、极端,甚至伴有黑客行为,从而对外交推行形成阻碍.在重复博弈的互动过程中,网络民族主义因言辞与行动存在落差、好恶态度变化太快等特点,更进一步削弱了其在积极层面对外交的影响.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反转研究 ——基于框架生成和群体极化的理论视角

自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行使话语权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网络信息真伪难以甄别、网络空间非理性情绪急速蔓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作用,网络舆情反转现象层出不穷、绵延不绝.以戈夫曼的框架生成和社会心理学的群体极化之理论视角为切入点,剖析了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反转的发生机制,并由此提出"多方参与、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进而推动良性网络社会秩序的形成.     

“钱云会事件”中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解析

论文以"钱云会事件"为分析样本,重点剖析了在这一起由突发事件转变为危机事件的典型社会公共事件中网络群体舆论的作用,并从言论极端化和情绪极端化两个维度量化说明网络群体的极化现象,指出网络群体极化的深层社会心理成因是群体认同心理和选择性接触心理。     

失独者自组织的形成及其社会治理功能

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形成过程失独群体自组织起源于上海。聚拢在空间范围更小的高端墓地童子园中的失独家庭并非自主地发生互动的,这些聚拢的失独父母互动受到外在变量的影响。FSY墓地于2003年为孩子埋葬在其墓地的失独者组织了一次聚会。参加聚会的10个失独家庭"特别有共同语言和感受",于是互留联系方式相约再聚。这意味着聚拢的失独者之间社会连接增多、社会关系密度提高。这10个失独家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并在内部产生群体认同。2003年7月"XXG"     

网络文化传播方式中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与思考

网络做为第四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网络文化在促使多元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实践研究证明,网络文化传播方式中群体极化现象的极端主义意识尤为突出。网络文化中的极端主义意识成因是多个方面的:网络、网民和网络舆论管理所自有的特点是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主要成因。及时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建立有效的信访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权利保障。利用网络文化的传播方式,建立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树立以公意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就业极化、职业分割与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距

技术进步使我国流动人口分别流向工资较低的非常规操作型职业和工资较高的非常规认知型职业中，导致就业极化现象。女性向上述职业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理论上会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但现实中该差距却保持稳定。文章基于Brown分解法探讨了这一矛盾现象。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流动人口转移到非常规职业后，降低了职业分割引致的就业性别歧视，提升了职业内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因此性别工资差距保持稳定；第二，流动人口的职业转移缓解了非常规认知型、常规型职业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第三，劳动力流向非常规职业提升了其职业内工资歧视的解释力度，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职业内工资歧视。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

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和新近拓展的相对分布方法，分析1995—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侧重研究2013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讨论极化变动的微观成因。结果表明，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说明“提低、扩中、限高”政策有效逆转了收入极化趋势。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和农村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均增加，全国中间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使得我国居民收入纵向极化显著下降。城乡群体分割下降后，使长期存在的城乡极化明显减弱，这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带来最低10%收入人群的极化，防止财富不合理的过度回报带来最高1%收入人群的上层极化，从而减少收入纵向极化，并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