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阿玛迪绘画艺术的由来及其特性

印第安纳瓦尔人(Nahua)最初生活在今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地区,约公元500年前后从犹他-阿兹特克语系人群中分离出来,迁徙至墨西哥中部。自定居于墨西哥盆地及周边地区之后,纳瓦尔人逐渐发展成为墨西哥中部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创造了包括阿兹特克文明在内的灿烂文化。生活在巴尔萨斯河上游地区的纳瓦尔民间艺人运用树皮纸这种古老的书写记录媒介创造了阿玛迪绘画艺术,这种由市场所催生的新民间艺术具有三大特性,即市场导向性、朴素性和民族性。然而,集这三种特性于一身的阿玛迪艺术其实是极其脆弱的。通过外来者对其他文化的窥视而建立起来,这样的艺术很容易就分崩离析。正如对阿玛迪绘画的回顾审视所展现出来的,土著的艺术表达可以挑战西方艺术类别所施加的限制,阿玛迪艺人们用艺术进行政治抗议的出现证明了土著艺术家具有其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美学意识。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两难——以小说《长河》、《正红旗下》为例

20世纪初以来逐步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基于自身"民族性"构建的实践与作为整体社会历史潮流的追求"现代性"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难状态。《长河》、《正红旗下》从不同的时代与民族关系背景出发,试图对作者自身民族的民族性进行想象性展望与重构。这种展望与重构的失败,与20世纪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追求及其陷入的吊诡和误区紧密相关,并凸显出二者在共存中陷入的悖论。     

红河文化研究的几个向度

红河文化研究是滇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很高建树。论文结合当前红河文化研究的现状,认为可以从＂历史性＂向度、＂民族性＂向度、＂当下性＂向度三个层面深化。     

试论徐悲鸿艺术创作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

徐悲鸿作为近现代美术史上闻名中外的艺术大师，其所有重要的行为和言论，大都是围绕着“改良中国画”这个理想进行的，这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密不可分。徐悲鸿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本能的民族情怀，同时又具有西方的审美心理与知识结构。他在选择运用西画合理因素改良中国绘画时，既坚持对中国画表现形式和绘画手段的改良，又有所选择地运用了西方写实手法与造型观念，并且结合本土的文化资源与民族特点，坚守民族艺术特有的笔墨语言，在绘画创作上始终体现着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     

元朝的廷辩

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故谓之廷辩。它采用当事人双方当面对质、对辩的形式,论争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辩多发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际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辩论,可以认为,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此后,成宗、武宗朝间或有之,后即未见,可知蒙古贵族的统治方法也显出逐渐汉化的轨迹。     

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性

无数事实、现象已经表明,全球化概念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的影响正是在全球化对人类生活这种无孔不入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对此大致存在着三种意见一是文化差异缩小,民族文化面临生存危机;二是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文化冲突增加;三是文化个性化与文化相互认同.无论是哪一种意见都涉及到如何对待全球化的问题.像现代化一样,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抵制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对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

在民族学研究中,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在宗族观念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汉族对宗族血亲关系高度重视,而某些少数民族对此却相对轻视.土家族是将已故地域性领袖土王当做共同的族祖神进行供奉与崇拜,彝族则是将图腾植物当做祖先进行供奉与崇拜.宗族的这些民族性特征在村民自治中或表现为对地缘政治领袖群体的认同,或表现为对村民自治权力竞争的集体无意识.     

撒拉族"羊背子"习俗透视

介绍撒拉族"羊背子"习俗的由来及其使用情况,分析它在制作与使用时的特点,以显示其中隐含的民族性与宗教性,并分析"羊背子"习俗的社会功能,探讨突厥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羊背子"习俗中体现的文化整合现象,以及"羊背子"习俗在撒拉族中的现实意义.     

物权变动与民法典编撰体系民族性的整合逻辑

对德、法、日、泰四国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得出,一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现状深刻影响其市民社会中财产变动习惯的形成,而一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则取决于其财产变动习惯,同时受时代背景、民族性格和法学家研究水平等因素影响,使一国物权变动模式呈现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且一国民法典编撰体系优劣取决于一国物权变动模式是否科学、逻辑严密地抽象出其财产变动客观存在。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模式的多种理论纷争,应放到中国市民社会财产变动客观存在中去验证,并看能否据其理论设计出符合中国市民社会民族性、逻辑严谨的民法典编撰体系。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