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民间文学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研究——以“印象刘三姐”为例

广西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极具保护与开发利用价值,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是现阶段保护广西民间文学资源的必行之路。但由于民间文学不可恢复性、不可补偿性、不可逆性等特点,若盲目开发则很容易给民间文学资源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本文以“刘三姐歌谣”成功开发为大型歌舞表演“印象刘三姐”为例,对广西民间文学资源的旅游开发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实现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民间文学中男性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意象解析

本文从美人鱼、睡美人、白蛇精、狐狸精等典型形象入手,分析了中外民间文学中具有普遍性的男性潜意识———自卑又自大、爱恋又恐惧的种种白日梦式胡思乱想,并从神话中探讨了其历史文化渊源。指出:男人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意象———作为原始大母神之投影的阿尼玛,加上男权文化培育出来的男性虚荣心,形成了男性走不出的迷障和梦魇。     

云南民间文学对云南儿童文学的文化渗透和影响

作者以云南民间文学与云南儿童文学的关系为视点,探寻并透视云南民族文化与云南儿童文学的血缘关系,考察民间文学对云南儿童文学的当代影响,从而思考作为民族文化大省的云南儿童文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坚守自身民族特性、体现时代性并走向世界性等问题。     

“文学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在知识产权法体系内建立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合理性分析

文章通过层层剥离的论证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模式的合理选择以社会关系为分析标准进行了从公法至私法再定位至知识产权法这一小范畴内的寻根之旅,并得出了民间文学艺术以知识产权特别法保护的结论。     

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

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民俗学,我们研究的视野,既要重点研究传统民俗,也不能弃都市新民俗于不顾。民俗学者要深入发掘传统民俗资源,学习国外民俗理论,拓宽知识面,选择好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的构建,使之在民族精神,社会制度及物质增殖诸方百发挥功用。     

梁祝文艺母题的传说形态考论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梁祝传说的母题意义和文化价值堪称典范。从文艺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梁祝文艺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转型具有极高的样本意义和研究价值。通过对史志和文人笔记中关于梁祝传说的不同记载进行研究,既可以窥见梁祝故事从萌芽、成型到成熟的大致脉迹,同时亦可印证斯蒂·汤普森关于文学母题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经典论断。     

壮族民间文学中的“那[na^2]”文化生态叙事

生态视域设置了过去凭啥活着、现在怎样活着、未来如何活得更好三个时段的维度问题,壮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散文体和韵文体结合,对于族群起源有着自身特有的生态想象;活态仪式的善待万物展现了和谐的生态实践;诉求自由、探求真知为未来向好的生态建构——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诗意生活感性的、审美的呈现为民间文学的艺术创造,以其特有的神话、传说、歌谣、仪式等成就了稻作文明——“那[na^2]”文化生态叙事。     

从民间文学现象比较看西藏墨脱地区民族文化的渗透与融合

墨脱县地处西藏东南,至今仍未通公路。在那里居住着门巴族、珞巴族、藏族、汉族等,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高山大河的阻隔,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都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生活习俗,语言习惯,特有的民族文化成果。但是,我们在深入调查时也惊奇地发现,即便是如此封闭的地区,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印记亦随处可见,尤其在民间文学现象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渗透和融合在民族交往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本文将从民间故事、情歌的比较入手,探究民族间的文化渗透与融合。     

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民间意识

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其发展不但为学术界带来一门新学科，同时见证了时代思潮的起伏。郑振铎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位俗文学研究者，大半生贡献于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此书不单单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充满时代思潮的痕迹，构成了它的独特风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它，窥见胡适、周作人等前辈关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用心；也能隐约听见三十年代一些论争的回声，还有著者个人的学养和审美观、强烈的爱国情怀，凡此种种，都影响郑振铎在写史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既推动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也制约他作为俗文学史家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