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及其控制的经济分析

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犯罪人犯罪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国家和社会控制犯罪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与国家、社会的犯罪控制成本以及二者之间呈动态平衡关系。摆正这些关系，才能为如何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个应当得到充分运用的法律武器──关于“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第１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不是经济犯罪，而是不作为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或拒不说明其来源，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从证据方面看，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     

富豪缘何死于“非命”

黄泉路上无穷富。近几年来,死于非命的富豪们一个个抛下万贯家产,撒手人寰,留给人们的除了惋惜,还有警示。     

人格障碍的悲剧：古怪博士生血刃女友

邂逅情缘余味苦涩2002年7月的一天,穆伟平与田颖在火车上邂逅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田颖不仅开朗、活泼,而且外表出众、气质不凡。所以,穆伟平非常爱她。每当别人羡慕他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朋友时,他都会从心中升起一股自豪感,但因为田颖     

青少年犯罪的学校原因与预防新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学校中的学生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一大隐患，这和学校教育的失误与失职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学校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应利用学校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教育者的特殊地位，联合家庭、社会，加强思想道德、法制、青春期教育．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阵地。     

信任与合作理论视野下的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也是犯罪学领域一直追寻答案的核心问题。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极端状态,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行为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制度的不合作。本文以信任与合作理论为视角探讨犯罪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期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方法。     

论朱熹的犯罪学说与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建构了包括犯罪根源剖析和犯罪预防措施两者紧密结合的犯罪学说体系。朱熹继承前贤思想理论,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当时犯罪频发的根源主要是个人私欲和社会弊端,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朱熹犯罪学说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浅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综合预防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是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擅自脱离隔离治疗或严重阻碍抗击疫情工作等相关犯罪行为的总称,一般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三项罪名。相关案例显示,此类犯罪的行为主体具有主观恶意不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年人群集中的明显特征。应在准确把握此类犯罪犯案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及时精准打击犯罪、健全信息沟通、增强宣传教育、提供全面社会保障以及配套环境改造升级等措施,对此类犯罪进行综合性预防,以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