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免税立法与税收公平的归位

房产税法律制度的改革折射的是社会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成员间资源占有的不公平,但是房产税法律制度的发展却并没有弥合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反而在多元利益的指导下出现了三种维度的不公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公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公平以及居住者和投机者之间的不公平。刚性的税法常常为社会、经济所不融,免税的设计恰好可以弥补税法柔性的不足,在确保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兼顾社会公平的维护,这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税法变革的秩序要求。房产税法律制度的变革应以量能课征为依据,以税收中性为准绳,区分房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达成税收公平的改革效果。     

我国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困境与对策——以地方行业特色高校为例

新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发扬,高校越来越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要结合地方行业特色,探讨地方行业特色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提出具有较强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的对策.     

小学新任教师职业自信问题及对策

刚步入小学教师岗位的新任教师,在角色转换中往往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难免陷入自卑的泥潭,丧失职业自信,甚至产生辞职想法。为此,要客观认识新任教师阶段,建立教育信念与信仰,全面看待学生成绩的“进退”,做好SWOT分析与教学笔记,利用网络资源和线下交流学习,提升职业自信与职业能力。     

西部农村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培育现状及根源分析

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的性意识成长和性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系列问题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对中小学生的性价值观培育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难以形成有助于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念培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在网络色情的冲击下,中小学生成长中的性道德观被网络色情扭曲和肢解,性道德认知被失控的性乱象颠覆和异化,这些现象主要根源在于性文化的无序性、性道德观的冲突性、性行为的失范性。     

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伦理困境

从译者的翻译实践出发,分析国际译联《译者宪章》中关于译者权利与义务的条例,认为其存在着伦理规范导向、服务对象、再现文本以及伦理形式与实质内容等种种翻译伦理困境。应根据契约伦理、期望伦理以及信任伦理给翻译职业道德准则以准确的定位,为我国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交叉地带及其法律思考

中国法学理论和立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较为明确,但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包括文件的同一内容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同一文件的不同内容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复杂情形。法学理论和立法对这一地带均未深入研究,导致出现了两者界定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能采用某些学者“取消两种行政行为划分”的办法来消除,而应通过出台全国统一适用的、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细化和补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严格执行两种行政行为的相关监管制度等途径来解决。     

区块链与法律的互动:挑战、规制与融合

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崛起在刑法、合同法、数据保护法和公司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对法律带来了挑战,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必要且可行的,应当采取试验性监管、自我监管、共同监管、类型化监管等策略对区块链实施适度、科学的法律规制,实现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双赢。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也与法律发生着融合,其不仅可作为法律科技辅助法律的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乃至替代传统法律。区块链与法律的深度融合使法律呈现代码化的趋势,将使传统法律发生颠覆性重构。     

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