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理视角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在论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时,主要是说它存在诸如反帝反封建不够坚决、没有明确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法律本身以外的政治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法理问题。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它之所以很快被袁世凯撕毁,其本身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     

浅议民事诉讼诉法调解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调解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强化,民事调解原则的缺陷逐渐暴露,其中的法理困境和对司法实践造成的误区最为典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的建议。     

苏共亡国二十年祭:前苏联全民法治国家理论的法理反思

全民法治国家概念是前苏联由全民民主国家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概念。其核心要义是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主、人权、法律至上相统一的、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国家;其理论基础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前苏联建设全民法治国家的教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是:要认清全民法治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区别,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地位,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的法理考量

不可移动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认定是后续实施保护和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认定就没有保护。在现有立法对不可移动文物采取分类列举的基础上来看，目前实践中存在着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不明确，认定程序不完善，以及认定与登记、登录等环节衔接不畅，认定部门与其他部门缺少联动等诸问题。为此，应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标准，完善认定程序，实现信息共享，健全登录制度。     

人大常委会制度实践面向的法理基础

把握法理基础有助于人大常委会制度功能的实现。人大常委会制度蕴含着性质、地位、会议三个方面的法理。由于没有充分遵循其相关法理基础,人大常委会制度运行无法实现其更多功能。而促进人大常委会运行遵循法理基础可以从事实、规范两个层面来进行。     

非洲国家发展特征的三个维度及其本质——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考察中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中,非洲社会传统特质与外部世界影响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按照西式民族国家模式构建的非洲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受挫。它们大多处于"前民族国家"发展阶段。这些"前民族国家"虽然具备法理主权,但却缺乏经验主权。它们是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将早期非洲的国家机构与非国家组织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产物。这些国家具有一种以"新家长制"为特点的前现代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及认同下移至家族、氏族、部落、宗教群体、地域性社群等。同时,这些国家还维持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壳,以及由非洲地区一体化所促成的"地区国际社会"。不过,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际体系都只是法理主权架构下的表象,这使得非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在消解的同时,也被其内外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所消解。     

从民生救国到民生治国——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的法理逻辑

在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生大旗，以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高扬民生理念，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民生信念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根本原因在于民生蕴涵着深刻的法理思想。民生以关心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逻辑理路，从而实现了核心法理价值的升华。     

中越在南海法理上的比较和分析

2013年1月1日,我国海南省修订的《海南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和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越南海洋法》同日生效,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文章从出台背景、主要内容、法律效力和效力层级等方面对两法作出法理分析和比较,并对解决争端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保护的责任"法理基础析论

"保护的责任",即国家承担保护本国人民的首要责任,但如果国家出现"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相关情由且有关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其害时,国际社会有权通过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干预."保护的责任"缘起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并重"所面临的尴尬与挑战.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相呼应,"保护的责任"具备了较为坚实的法理基础和责任内涵,具有方向性的指标意义.     

转型期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建

作为行政文化的精髓、行政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和行政实践的本质反映,公共行政精神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使行政变革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本质要求,必须从学理上深层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迷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并重建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平衡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