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茶诗看茶艺的审美情趣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如果我们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代茶诗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体现的饮茶的自然环境、使用的器具、冲泡程式等,则可以发现,饮茶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且是一种艺术和精神美的享受.深入研究唐代茶诗,便于我们把握唐代茶艺审美情趣的奥妙所在,丰富茶诗美学研究.     

论萧红的诗歌创作

萧红,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越的女作家,曾以其风格独具的小说作品独步于中国现代文坛。除了小说散文,萧红还创作了为数不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将萧红的诗歌纳入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与冰心、湖畔诗派及林徽因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萧红诗歌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它们是萧红基于切身体验与挚诚的生命感受之上的心的诗、心的歌,是她自身性格、情感、经历的忠实记录,自然流露,具有洗尽铅华的自然本色之美。     

巴蜀“竹枝”的酒香

历代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回顾和总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巴蜀竹枝词有体现酒与节令礼俗的关系、酒与休闲生活的关系的篇章。农家自酿酒在民间消费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城乡＂酒市＂的繁荣,也表现了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竹枝词中也有反映酿酒业之产业史的内容。＂载酒＂舟船浮江远行,则体现了商品酒的流通以及巴蜀酒业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李睟光《芝峰类说》解王维诗析评

十六、十七世纪朝鲜著名诗评家李睟光的《芝峰类说》中有很多王维诗的诗评,通过析评李氏关注的王维诗之拗体、是否袭用他人句、与同时代人比较、诗风和影响等问题后发现,李氏诗评大都颇富新意而圆满可取,其从王维诗中归结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两种拗体,提出王维非袭用李嘉佑句的新论据,对贾、王、岑、杜《早朝》四诗之崭新论析,引宋人诗和高丽人诗与王维诗比较,批评黄庭坚点化王维句之生硬不成语处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7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论范成大使金纪行诗的田园内涵

范成大的七十二首使金纪行诗以爱国主义主题著称,但是其中有十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田园内涵。这些作品或表现田园风光,或反映农家苦乐,或抒发隐逸情绪,既上承早期田园诗创作,又与《四时田园杂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创作风格、表现内容、意象选择、艺术技巧等方面沟通了范成大的前后期创作,在继承前期创作的基础上,由于直面故国而有了新的特点,从而推动了范成大田园诗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使范成大的田园诗创作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具有较为鲜明的发展脉络。     

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重新解读

在《巴黎手稿》的研究史上,卢卡奇曾提出过一个黑格尔将对象化等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的命题。但是,如果仅就《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部分而言,这一命题是正确的;而对《第三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言又是错误的。卢卡奇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没能看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所做的狭义和广义之区分,没能看到《第一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异化概念的差别。因而,重新解读的意义在于指出卢卡奇命题的适用范围,重新定位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