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到“人民之声”:法国左翼民粹者梅郎雄的话语构建及评析

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梅郎雄提出,"人民"的时代已经到来,"人民"是资本主义新的掘墓人,需要通过公民革命夺取政权,推翻金融寡头的统治,在生态和谐和共和主义基础上重建法兰西共和国。梅郎雄的民粹主义政治策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他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对时代的判断,还是关于斗争主体、斗争方式、斗争目标的论断,仅仅是使用"人民"反对精英主义的身份转化为赢得选票和执政的话语工具,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左翼的超越。     

我国近现代的浪漫激进思潮

<正>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与社会急剧转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各种浪漫激进思潮,并一度走向极端化,带来灾难性后果,致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艰辛而曲折。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国人开始以更为现实、理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开启了基于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改革开放标志着对中国百余年来各种浪漫激进方案的反思、否定和扬弃,正所谓破旧立新。今日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之时代,反观我国近现代进程中的浪漫激进思潮,对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一场激进的形式主义泡影

百日维新,一场很着急的变法运动.它过分注重形式的维"新",却忽视了里子的能否跟进,一个不懂"妥协"艺术的组织,以豪赌的激进形式与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宣战.     

身份、边界与超个体——巴里巴尔激进政治理论中的“政治与主体关系”探析

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激进政治的话语、目标与主体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在这其中,巴里巴尔从激进政治话语转换的角度,重述身份话语与激进政治的关系,认为当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族群间的身份冲突。随之产生的两种不平等话语——国族主义与新种族主义放大了主体与边界之间的对立,使边界成为主体抗争的新对象。为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巴里巴尔从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层面,构建了以"超个体"为政治主体形式的"新欧洲"。这一方案既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政治解放与政治主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经济转轨的模式、突破点和速度的中外比较

转轨经济学是对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给予总结、概括和说明。其中,转轨突破点和速度的选择是转轨国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仅受转轨方式（“激进式”或“渐进式”）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转轨目标模式及转轨初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的转轨模式,是从体制外的增量部分调整入手,逐步深入到体制内,因此,在转轨突破点的选择上是从超越双轨制的冲突逐步逼近微观企业的产权改革,在速度的选择上也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是以经济增长为指标来促进市场体系的建立。     

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和西方不同,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往往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如此的因果关系.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应坚持如下几个方法或原则: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或原则;二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或原则;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或原则.     

自由派对俄罗斯当前外交政策的批判

本文首先简单交代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前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接着回顾了自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各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这一时期主要分成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对西方的态度不断趋冷。普京第一次当选总统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尽管普京比叶利钦更反对自由主义,但当时的普京并没有采取与西方对抗的姿态。真正的对抗是从2014年开始的。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外交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的自由派对普京主导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多有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并无新意,也根本站不住脚。激进自由派所能赢得的政治红利正不断减少。同时,鉴于俄罗斯国内的舆论转向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日益恶化,俄罗斯自由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缩小。     

秘鲁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

作为拉丁美洲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国家,秘鲁自独立以来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体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色.独立至今近两个世纪中,秘鲁社会动荡,频频遭受着独裁统治、军事政变、饥荒贫困等各种不幸事件,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步履维艰.秘鲁国内政治中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军政府频繁上台、文官政府的软弱性、印第安人问题、激进政治思潮问题、对外政策严重失误等特点,为发展中国家选择政治道路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渐”而不“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质的飞跃,GDP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也积累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1]     

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使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贻害深远,今天必须认识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一定的现代性因素,这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动力,在此基础上余英时提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