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恶势力的刑法定位

对恶势力的认定,可以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如何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恶势力本身没有被刑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定罪功能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体现出来的。除了"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以外,恶势力在量刑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发挥出来的。恶势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其适用对象应限定为恶势力组织的纠集者,同时应避免重复评价。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论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责任要件与风险防范

捐献骨髓的允诺也构成了一种有限的义务,它不能强制履行;违背义务也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非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对共同善的普遍伤害。能够成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是义务的道德,捐献骨髓属于愿望的道德,不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责任的影响和限制,并在某些条件下转化赔偿的主体。考虑到人所具有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性事实,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的医疗风险来认识,并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降低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也谈 “反事实、 控制变量和文本”——与刘林平教授商榷

刘林平在《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本文则认为，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相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定性社会学研究并不具有较低的知识地位。     

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

本文指出了我国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问题规定中存在的不够完善的地方 ,阐述了进一步完善事实婚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分析了当前我国事实婚姻产生和存在的现状、影响和原因 ;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设想     

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及意义

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二者既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文章阐述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各自含义,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意义进行法学探讨.     

传播事实，还是传播愿望——解读有关拉萨事件的中西话语权之争

从2008年3月14日中国拉萨一小撮藏独分子发动打砸抢烧暴乱,到4月30日北京奥运圣火完成在境外传递回到中国境内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全世界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中国.从受众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目睹过中西新闻媒体对于同一事件报道的巨大反差,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领略过新闻报道中事实的力量.尤其是在读西方的新闻报道中,人们都在问,究竟是传播事实,还是传播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