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

关于王夫之的历史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虽然是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派的利益,但已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道统,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历史政治观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认为王夫之的历史政治观是倒退的,主要根据王夫之曾说过：“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宋论》卷一）“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而来则…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 ,他的情景合一论是其情理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思辨特色及和谐美感 ,是对中国古典情景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一、情景说的认识基础和情、景　　　　概念内涵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涵盖两个论题和两种类型。两个论题就是从创作发生机制来说是心物交感论 ,从审美表现机制来说是表情方法论。两种类型是指景中情和情中景表现形态 ,并由此而深入到艺术意境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心物学说基础上的。如果说他的情理合一论是从心理—伦理关系出发 ,那么其情景合一论则是从心—物(情—境 …     

王夫之杂剧《龙舟会》语言研究

《龙舟会》是王夫之创作的一部杂剧,它的语言具有音乐美、含蓄美、人物语言个性化等戏剧语言的特点。由于使用大量比喻句与夸张句,其语言具有形象化特点。由于语言雅俗并用,其语言具有陌生化特点。这些语言特点和王夫之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     

常念“清”字诀

清官,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那些廉洁公正官员的美称。清官为人称颂,正是因为他们的满身"清"气,方才流芳百世。为官从政者须以清为贵,以清为本,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把做"清官"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清代学者王夫之说:"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可见,"清"乃为官从政的第一准则,这不仅是古代为官者所崇尚的品质和坚守的信念,也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应该遵循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素养。作为领导干部,理应把念好"清"字诀当作终身必修课,这既是执政所需,更是人民所盼。     

王夫之的《易》学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结合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阐明了王夫之《易》学的渊源，指出其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并提出船山思想存在宏扬机体哲学万物相依性的部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王夫之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王夫之意境美学思想新解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王夫之意境美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情景交融”的层面上。本文从研读原典出发，对王夫之的意境美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一，王夫之从观察、创作和鉴赏的诗歌创作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意境的生成和结构问题；二，王夫之从哲学、心理学和诗学的多学科结合的学术视野中，把握住了意境的本质。因此，王夫之的美学方法论具有较强的现代色彩，对于我们今天的意境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悟价值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