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个我就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我从小是在部队家属院长大，也许是环境影响吧，我身上的“大兵”味特别浓：正直坦荡却是脾气急躁，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九五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了工厂。这是一家机械加工厂．刚好我在部队学的就是这专业，所以干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厂里效益也不错，工资奖金一律照发。应该说，我对当时的状况还是相当满意的。     

兼听不明，怎么办

提起齐威王，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如，“邹忌讽谏”“齐魏比宝”“田忌赛马”“门庭若市”等典故，都与齐威王有关。他在位三十多年，视人才为国之宝，以得人为政之要，先后办了三件大事：大刀阔斧治吏，察人求真务实；重用优秀将才，破魏称雄中原；创办稷下学宫，建立国家智库。这三件事，每件事都足以改变社会面貌、影响天下格局。     

网络论争中的青年社会情绪及价值取向解读——以“上海地铁二运事件”为例

2012年,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发布的一条官方微博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战。围绕"骚"与"扰"的问题,在政务微博的权威性与通俗性如何权衡、网络时代的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应如何作为、权利的边界与自由的限度该如何界定、个性张扬与自由标榜中是否也存在着对他人人格与尊严的无视与冒犯、公序良俗与法律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起着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上所形成的话语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当下青年的社会情绪及价值取向的生动范本。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厘清金融危机引起的思想混乱

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2008年12月15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礼堂以《抓住金融危机中的机会》为题进行演讲；     

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史的知识社会学初步考察:一种民族学视角的社会理论反思

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重新将清朝官修史学的民族多样性缩减成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史统,后来的中外学者或者从儒学与皇权之关系、或者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史.这样一种眼光将元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转变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并进一步在中西关系的知识格局中来审视今日中国,而没有看到,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与知识性格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意识形态史之转型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的儒教中国论、佛王治世说和元代的知识格局变迁,认为从凉州会盟以后,藏传佛教体系进入中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史从儒学中心的结构时代进入了多元意识形态关系史的时代,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或将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有所裨益.     

《桃花源记并诗》与汉晋民间信仰——兼论陶渊明在汉晋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汉晋以来的民间宗教与太平信仰决定了桃花源故事的民间性.<桃花源记并诗>的文体特征和作为志怪笔记"实录"、"游心寓目"的写作意识,透露了它的民间无意识本质.民间性桃源村社暗合了主张个人在同天地社会的自然和谐中获得生存自由的晋以前的传统文化,而同当时上层精英主张在世外寻求解脱的仙境说、净土说等新思潮格格不入.陶渊明诗文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们以素朴的民间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核.     

抗日战争时期赤水河盐运航道浚治工程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部盐区沦陷,川盐运销对西南大后方稳定具有特殊意义。为解决川盐运销的主航道之一——赤水河盐运航道不畅问题,在导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赤水河工程局利用有限的资金,克服了水利工程技术落后及工具、资料匮乏等困难,于1942-1945年间对赤水河盐运航道中的险滩、浅滩及纤道等进行了浚治。此次浚治极大改善了赤水河盐运航道,对满足贵州等地食盐市场需求起了一定作用。该工程作为抗战时期西南最大的水利工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航道治理打下了基础。     

《白古通记》称名考辨

文章根据大理地区碑刻铭文及云南古代地方史料全面考察了<白古通记>一书的称名,认为<白古通玄峰年运志>是该书本名;<白史>、<郡志>、<旧志>也是<白古通记>的称名之一.弄清<白古通记>的称名,有助于全面搜集相关资料,从总体上把握<白古通记>,深化<白古通记>的研究.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