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