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蜀学的转型与面向——以语言文字学为切入视角

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蜀学，在直面古今、中西的关头，也出现了转型与发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审视，近代四川的诸多学人积极响应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继承乾嘉学派“以声韵通训诂”的理路，在传统“小学”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张慎仪、赵少咸、李植等）。而廖平则摒弃了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炮制了“文字创自孔子”的怪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近代蜀学所开启的新页是古文字学的引入与推进，从而谱写了“新史学”的新篇章（如郭沫若、李亚农、徐中舒等）。贺麟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时，特别注重“名词的翻译”，这是广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梳理近代四川学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得失，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释“滚做”

制义修辞形态受到命题方式、经学观点的直接影响，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和文章风尚息息相关。明清时期，乡、会试制义文的命题方式经历了一个从冠冕正大、语意完整到逐渐出现语意不完整的小题的变化过程；而经学思潮方面则出现了对朱熹集注持审慎态度的经学观点，这些都对制义修辞产生直接影响。“滚做”是一个制义修辞术语。它既是对文章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晚明科场命题方式的回应。它初现于嘉靖时期，盛行于万历时期，并在清代制义写作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深入概括。它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晚明以来制义文的美学形态，也呼应着时代的审美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