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会管理是“由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组织调控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调控活动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系统能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社会管理的需求。     

汶川灾区社会秩序重构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5·12”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与恢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尤其是灾后社会秩序的重构与人心灵创伤的平复。     

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个体自由与社会控制——基于对部分社会学经典文献的分析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为了在持续变动的社会中重建秩序,不断探索创设新的社会机构、规范机制和控制机器。在此背景下,罗斯和涂尔干立足于对"社会何以可能"的思考,分别对社会控制何以产生并存在(罗斯)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规范机制的作用(涂尔干)做了研究;而韦伯和福柯则从对"个体的自由何以可能"的担忧出发,对理性铁笼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结构性控制(韦伯)和微观权力技术以及宏观治理术(福柯)展开了分析。     

从性侵幼女案看社会文明的倒退

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到了5月27日,这20天里国内至少发生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而这仅是被公开报道的案件。实际中,又有多少孩子被伤害,人们不得而知。即使从性侵幼女案已知的发案率来看,也无法看做偶发恶性案件了;而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来看,就更可以看出性质上的严重性。实施犯罪的是校长和政府职员,引发犯罪的因素,不是常见的"孤寡"、"留守"等生活缺陷,而是权力和职务的优势。这就不能     

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了“权力维稳”、“高压维稳”和“摆平”的策略,这反而使社会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采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重建施政合法性和维稳机制,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试论邓小平社会秩序思想

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秩序思想。邓小平重视社会秩序的原因在于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苦难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的深刻教训及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社会秩序的内涵丰富,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等方面。邓小平的社会秩序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撒切尔夫人的四次访华

以“铁娘子”著称并在历史上留下了强烈印记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去世了。在她的一生中,尽管她曾表示：“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将为了家庭不再从政。”尽管因为卖掉国营企业、大幅度私有化,解散工会,重整英国社会秩序等等政治行为使她在英国民众的心中褒贬不一,情感复杂。但无人可以忽视她在政治上的成就。     

人类学视野下康区宗教的研究路径

康区位于民族走廊地带,是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各大教派并存,并与苯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谐相处的局面.康区还保留有其他藏区消失的宗教派别,为其他藏区少有.以往的研究中,宗教学者运用历史方法,重点研究康区宗教传播史.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康区宗教及其与族群、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多.今后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宗教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挖掘多元宗教在康区社会历史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探讨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进而丰富康区宗教的研究成果.     

转型社会的组织基础再造——以律师事务所为例

单位体制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再造城市社会的组织基础已成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议题之一.律师职业群体的从业方式和组织形态经历了从旧体制脱嵌到新组织再造的嬗变,律师事务所这样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一方面延续了单位组织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组织特征.这样一种国家权力与市场利益逻辑交织之下的组织形态,构成了转型期社会秩序重建的单元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