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初探

我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为了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应该构建一个"三层三类全覆盖"的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第一层次为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第二层次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第三层次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国有企业。该体制有利于国有企业从一系列的政府监管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在具体构建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国资委向国经委转变;二是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抓手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把握"管资本"的核心内涵,让国有企业的运行回归到企业本质;四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允许各地政府积极探索自己的新体制。     

诊断、探索、构想:资本逻辑视域下生态危机的困境与消解

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方式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但由于资本的出场、在场和退场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此当前还无法和资本逻辑实行彻底的决裂,而只能在利用与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以减少资本对自然的伤害。要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逐步促进资本退场,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不要“公主病”

现在很多女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公主病”.不过,如果都像近期流传的某视频中的主人公一样病入膏肓,可要及时医治了.这段视频中,女主人公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如公主般刁蛮任性,工作中也对同事呼来唤去.有人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表现. “公主病”者为数不少 “公主病”者指过分自我感觉良好,并且要求获得公主般的待遇的女性,多数是未婚年轻女性,从小受家人呵护、伺候,依赖性强,行为骄纵,有问题常归外因,缺乏责任感.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牧区村落社会发展——以青海牧区塔村为个案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乡村社会建设工作的战斗堡垒。在青海牧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党的政策在牧区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事关牧区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事关推进牧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以青海牧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塔村为个案,观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在牧区社会中,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建成了敢于担当、为民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还改变了村容村貌,激发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牧区乡村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