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世仲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理论

黄世仲是清末新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 ,他先后主办过多种小说报 ,创作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 ,其数量在 1 6部以上[1] 。同时他又是新小说理论的倡导者 ,在清末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其政治背景复杂 ,长期以来对其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甚少 ,本文拟作粗浅探讨 ,以抛砖引玉 ,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     

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

本文从存在主义时间观入手,讨论了白先勇小说的时间哲学:一种偏执的悲剧性的时间焦虑症。白先勇早期小说揭示了生命本能对时间喻示的非存在的抗拒与畏惧,成熟期的《台北人》、《纽约客》中,时间之伤渗透到对中国现代历史荒诞性和与此相关的个体命运的反思性叙述中,微观破碎的个体回忆性叙写形式隐含着私人化历史建构的倾向。存在主义的时间观念与民间佛教的人生无常感悟互相融摄,共同造就了他的诉说和纾解个体存在焦虑的时间哲学。     

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利的国家保障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甚为庞大，其特殊保障问题已为社会关注热点，尤其是最为突出的再生育问题。由于失独家庭大都丧失生育能力，代孕乃是其实现再生育的主要途径。基于失独家庭的特殊性，对其有限开放代孕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在法理和情理上也均具有合理性，且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承受了失独的不利后果，故其选择代孕方式实现再生育的行为应当获得国家保障。国家不仅应当通过代孕类型、代孕条件、代孕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保障代孕的有序运行，还应通过扶助模式、扶助资金、扶助标准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对失独家庭代孕予以必要救助。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尽管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亿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王安忆的小说擅长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突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她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着女性话语,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实现了反男性叙述。     

论汉语文言虚词的英译

虚词繁多是汉语文言文的一大特色，对它们的英译不能以简单的省略来一省了之。根据汉语文言文的特点，结合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指出：对于文言虚词来说，语义翻译是应优先考虑的手段；另一方面，交际翻译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常用的手段包括隐性衔接、合并、句式转换等。     

论白先勇小说的审美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以深沉的历史厚度与文化内涵而见长,传统文化的内蕴进入他的小说后,呈现出极其炫目的审美色彩,而这一切都是其审美意识的外化,他追求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而小说亦因此而呈现出无法化约的感伤色彩,在美学载体上则表现为扑朔迷离的色调的运用。     

试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抒情诗的异同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是19世纪俄罗斯诗坛最伟大的两位抒情诗人。他们所处时期相近,但创作风格有较大区别。通过从诗歌的题材、格律、语言和基调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找出造成两位诗人创作区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