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交换的文化秩序——以广西临江镇"四月初九"事件为例

对发生在广西临江镇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从表象上看这是一起由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事件,但实质上却是以互酬为主导的农耕社会的社会整合模式与利润至上的商业社会的商品交换规则,在磨合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社会整合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临江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与临江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持久冲突的一种表现.据此认为,商品交换不仅是一个商品的流通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同群体对于商品交换的意义秩序的理解和社会实践建构了它的现实内涵.     

山西四社五村水利秩序与礼治秩序

中国古代传统水利秩序的基本理念是“均水”。但是民间水利秩序会受到权力、宗族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制约。以山西四社五村的用水差序为例,主要分析导致和维护“不均”水利秩序的文化传统因素,也就是礼治秩序当中的“礼”的等级规范性使得用水不均在文化传统上被认可。“礼”的人伦、亲情特征给不平等的水利秩序带上亲缘家族的色彩。还有“礼”要求人们自觉顺应伦理秩序,提倡“不争”的规范也对维护差序水利秩序发挥了作用。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对此,本文通过呈现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从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来展现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并认为,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均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