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我国当前扶贫工作新特点与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还面临贫困对象脱贫难度加大、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致贫与返贫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需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已步入攻坚克难阶段,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应容许农民以4种生存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打工就业作为脱贫帮扶的重点措施,应提升农业生产合作化水平、推出多种不同农业生产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当地特优农产品销售专区、打响农村区域保姆与护工品牌、稳定贫困户农产品生产收益等。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内生发展动力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难度大等问题。按照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在如何实现凉山精准扶贫的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其扶贫攻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并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建议对策。     

社会资本视角下“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实证分析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为破解贫困地区“孤岛效应”,探索“以购代捐”扶贫模式为例,基于社会资本导向 的反贫困治理策略,分析“以购代捐”扶贫模式的理论内涵、演进路径、模式创新等,提出“以购代捐”正面临,物流投入滞后,影 响农产品品质;质量标准缺乏,制约农产品价格;质量检测缺位,食品安全堪忧;产品价格缺乏优势,长期执行易陷入行政摊派 等现实问题,为了完善“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建议：一要调动贫困农户生产积极性,保证农民“爱种（养）”;二要合理兼顾帮 扶单位的利益,让对口帮扶单位“爱吃”;三是政策措施要简单易行,让行政主管部门“爱扶”。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

在精准脱贫方兴未艾的浪潮中,关于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的研究有待商榷。集中连片特困区A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前脱贫治理中能人效应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证明精英理论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有鉴于资源贫乏、低自主性的贫困现实,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便成了乡土逻辑中的适宜性治理形式,有助于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困户可行能力改善。文章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从精准执行效果、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治理成效等多维效应出发,综合评价能人在贫困户精准分类、资源整合开发、脱贫治理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力集合,分析其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作用基础、结构动因、目标导向方面,论述能人效应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得出乡村能人引导贫困户行动、激活村域经济活力、优化扶贫组织关系结构的作用机理。     

大数据和企业精准营销相关性分析

对大数据和企业精准营销相关性的分析能够为精准营销的实施提供基础和技术平台,为企业对大数据的管理提供一定的方向,将很大程度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在拟定大数据和精准营销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对黑龙江省服务业、商业企业、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数据与精准营销具有显著相关性,客户数据挖掘对大数据具有显著影响,精准广告投放对精准营销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指出,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注重客户数据挖掘,提高营销的精准性,使其能适应市场竞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