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解读《资本论》

从经济伦理这个角度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经济伦理学著作和一幅经济道德生活画卷.用伦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资本论>,我想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用一个新的视角去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思想体系;第二,有利于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

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有三:一是整理纂注、誊录副本和收藏保管船山著作;二是刊印船山遗书,传承和扩大其学术影响;三是撰写《大行府君行述》,使船山遗书得以入史馆,立传儒林。     

经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

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问,不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基本的文化价值范式。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既与经学的价值起点重合,又在具体的文本存在方式上与经学和史学共存。经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限制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独立存在。小说文体观念、创作观念的成熟,是建立在经学价值基础之上、以史学为中介最终实现的。     

开拓经学与理学研究的新境界——《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评介

<正>蔡方鹿教授的大作《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于201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共135万字,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蔡教授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