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秩序。其升级的诱因主要与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治理主体的迟钝行为有关。要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升级扩散,必须加强对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疏导,提高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管治能力,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法治化路径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水平低,权力制约机制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委托关系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其法治化路径是:建立操作性较强的的财务、事务、权力制约等法律制度;彻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从法律制度上肯定股权多元化,设计保护中小股东的制度;进一步用制度明确委托关系,通过法律来规范出资人的权利、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提高企业选人、用人、薪酬制度的法治化水平,整体建构国有公司法人结构治理制度,提高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区域治理与三位一体机制设计的研究

京津冀区域位于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重要枢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京津冀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形成南北均衡的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格局，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乃至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针对目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问题，笔者从区域治理角度就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架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京津冀区域治理机制，提出通过树立互动合作理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区域法律法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方式来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