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是否还存在"资本逻辑"?

"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也就是"经济伦理学与<资本论>",这个议题以往很少有人涉及.我国学术界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大都来源于西方经济伦理学,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似乎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之外.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     

一个应当得到充分运用的法律武器──关于“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第１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不是经济犯罪，而是不作为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或拒不说明其来源，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从证据方面看，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     

发生认识论的哲学来源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发展心理学理论,而是一个关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理论。发生认识论的建立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它是在批判传统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皮亚杰看到,无论是经验主义方法,还是理性主义方法对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因为前者忽视了结构,后者假设了结构而没有注意到结构发展的自然进程。皮亚杰在对两者辨证综合的基础上,提出“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指出认识的发生与发展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先天地就包含着这样的结构,而且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对结构进行主动建构的结果。     

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到境外进行经济合作,直接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投资范围遍及五大洲106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经营范围正在逐步扩大。随着我国境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体制、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广东农业企业经营风险的成因与对策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广东农业企业经营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防范广东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达到降低广东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与推进广东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来源按关系亲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CEO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创新投入在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据此,建议民营上市公司在聘请CEO时,优先选择亲人CEO和熟人CEO,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聘用熟人CEO,这样,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企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     

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     

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各分项消费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工资性收入的消费释放效应整体上优于家庭经营纯收入.同时,转移性收入对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刺激效果更为明显,财产性收入对部分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拉动效应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