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考据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以《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着重从版本考据的方法论视角来探讨广松涉的研究方法及其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殊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让读者尽可能直接地去面对原初的文本,从而减少对马克思的误读.对比校勘能更好地做到返本,推理校勘则更有助于开新.版本考据使我们在经典马克思文本版本较多的情况下继承前人的成果、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真正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量化统计与文献考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的考察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明清进士的重要样本采集库,对于学界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众多学者根据该书所载明清进士的籍贯进行分省、分地区统计, 以期发现古代人才的地理分布规律。但是,至今尚未有人撰文探讨过该书的进士籍贯刊误以及此类刊误对相关量化统计研究有何影响的问题。这些刊误,主要表现为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和省内籍贯刊误两大类。本文并指出其他3类刊误的表现形式。     

清人对《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的考据--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

清代同治(1862-1874)年间,受"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一些学人以考据的方式来解读《儒林外史》,指认出一些人物原型与情节本事,其代表人物有金和、张文虎、平步青等.本文扫描了他们对《儒林外史》考据的发展轨迹;认真辨析了他们考据的结论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和作者的实际,从而对他们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编辑·考据·文字--兼谈编辑的职业道德与学养

清人治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善为用,影响深远.后来,学界视考据、辞章为小技、末道之风渐盛,以致空疏学风泛滥成灾.编辑,特别是文史哲编辑应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及学养,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时,应正确对待和认真查考核对论者所用材料、引据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以努力编出精品.     

袁枚的古文观

袁枚对于古文创作主张取法乎上 ,复古拒今 ,以北宋以前的古文为圭臬 ,批判南宋以后古文为误于南宋理学、前明时文以及清代考据。于古文艺术则要求具有独创精神 ,讲究结构曲折跌宕 ,语言活泼、典雅、有文采 ,与其性灵说诗论精神相通     

三地汤解开现代化养鸡业中啄癖的谜

以祖国中医学和现代新兴学科家畜行为学的理论为根据,解决与现代化养鸡业中育雏期鸡群啄癖的迷,为生产部门杜绝啄癖提供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