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顺昌“齐天大圣”资料判读——兼评王益民先生的“孙悟空生于顺昌”说

通过对数年前在福建顺昌所发现的有关"齐天大圣"资料的重新考证和分析研判,在充分肯定其价值和功不可没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资料研究和考据诠释,对王益民先生公布的"研究成果"中的诸多不适之处提出质疑,指出那种据此断言"孙悟空祖籍福建"或"孙悟空是顺昌人"的认定是一次远离其应有价值而充满误读误判的炒作,隐含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遵义“沙滩文化”的考据取向及其思想渊源

训诂、考据是"沙滩文化"知识分子重要甚至主导性的治学取向,据此视"沙滩文化"为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余绪或清代考据学的一个构成单元,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成立的,"沙滩文化"考据取向的思想根源,亦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兴起的本原所在。这一本原即是传统思想演进的"往复式叠加"模式。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与思想家的"崇古"、"尊古"倾向相伴随,为考据取向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教育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限,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如"沙滩文化"核心人物郑珍、莫友芝等,才自觉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辑轶的考据之中。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成功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桐城派得以成派并扩大影响的基础,对桐城派的研究不可忽视对桐城派散文本身的研究。桐城派创派理论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名闻遐迩,但此文与姚鼐重要散文理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说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界尚缺少准确而深刻的阐释。《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雅洁"有关,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山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传统,从而造成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表现了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心态。姚鼐将考据引入散文,貌似是表达习惯甚至有应对汉学家的策略考量,其实与他倡导"义理"的目的直接相关。《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和重要例证。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常乃德的史学观

常氏主张以哲学的眼光驾驭材料,区别历史和史学概念差异,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眼光和艺术的手腕撰写历史,把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常乃德史学理论论述已多,但从他史学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再探讨,可以加深对其史学理论的认识。     

杨慎汉史考据学探论

明代中叶,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模拟史汉之风渐盛,学风日趋空疏。杨慎针对此种弊病,提倡求实、博学的治学风格。他通过考究汉代名物、辨析汉代史实、补充汉史文本注释之所未及,驳正后人改窜之讹谬及考辨汉代史学著作记载之误,借以倡导务实之学风。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