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立法问题研究——兼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伦理层面上的问题,基于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我国亦是如此,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原则、法律调整范围、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的范围、器官移植的监管与协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论证。2007年3月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我国效力最高的器官移植法规。但该条例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深入探讨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人民健康第一原则、效用与公平原则、规范程序与便于操作原则、违法必究原则。进而对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现代生命法学涉及的死亡问题探略

医学科学的进步必然涉及到一些新的法律问题 ,诸如脑死亡 ,安乐死 ,临终关环等 ,不仅在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医学 ,也在震撼着习惯法规。本文就生命法学研究中的死亡判定、死亡权利的选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问题作初步的论述。     

简析我国器官捐赠的法律现状

本文首先概述什么是器官捐赠及特点,随后,对我国的《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和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行分析比较。因此,无论从社会角度上还是从法理的角度,器官捐赠的立法都是必要的且迫切的,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于器官捐赠的相关立法进行分析和建议。     

英国滑冰冠军死亡两天后产女婴

【英国《卫报》网站近日报道】题:母亲死后两天婴儿降生(记者戴维·帕利斯特)一名前英国滑冰冠军因脑溢血死亡后两天,生下一名女婴。41岁的杰恩·索利曼在牛津的约翰·拉德克里夫医院被宣布脑死亡,但医生设法让其心脏保持跳动,最终使得其女儿阿娅得以顺利出生。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探究

死亡标准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与疾病的防治如影随形。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研究领域中，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伦理学问题研究日趋完善并逐步成熟起来，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对死亡这一特殊领域，特别是当前时代条件下针对脑死亡而进行的专业探讨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面对死亡鉴定标准领域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作者从传统死亡的临床判定标准以及不同的死亡观引入，通过从传统死亡鉴定标准到现代死亡评定标准的论述，并展望未来死亡综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着力于探究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和目的。     

死亡定义之争

1968年夏天，当巴黎、旧金山等地的年轻人在迷茫彷徨中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也正忙于重新定义判定死亡的标准。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数发达国家采用了基于大脑活动停止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而不是根据其他器官如心脏来判定死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美国，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包括用医疗仪器检测病人脑电波是否消失。     

论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传统观念一直以心跳停搏与呼吸停止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判定标准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脑死亡概念随之产生,国外有关立法也给予了肯定。目前,我国脑死亡立法亦进入了实质性程序。对脑死亡的概念、立法意义、判定标准及国外相关规定作了初步阐述,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论死亡标准的冲突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兼评我国死亡标准的取舍

脑死说标准和心死说标准的分庭抗礼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和混乱,脑死说和心死说两种标准在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在死亡判定标准上,各国立法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于人的死亡是一种客观事实、二元论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刑法适用宜采取一元论的脑死说标准。由于科学依据、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我国确立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将漫长且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