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称及其《入中论》

月称是公元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著名论师,在印度中观学派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学说对于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以及我国藏传佛教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藏传佛教把他的中观学说看成是代表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石,而且指定他的代表作《入中论》为格鲁派学僧必学的五部大论之一,在各寺院中一直传习不绝。本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月称的生平、著作和他对中观学派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入中论》的先行研究、梵文佚文等相关情况。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性、消费性、批量生产的文化,不具有审美价值和深刻思想,是一种文化工业;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是真正能够表现大众特征的文化,大众自身的理性精神促使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成正常发展趋势。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这种现象容易造成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理解的困境。因此,改变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当中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大众文化的前提。     

论航空运输自由化浪潮对国际航空法的影响和冲击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芝加哥公约体系作为规范和调整当代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其中一些基本原则、具体规则和法律理念均受到了自由化浪潮的冲击,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并不断完善和发展,方可推动世界民航运输产业的进步。就我国而言,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现状,积极主动参加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实践,在遵循芝加哥公约体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国内立法中逐步增强航空运输自由化的成份,以共享国际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新成果,促进国内民航业的发展。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企业战略的两种异化—一个认知理论的视角

现实中的企业战略经常在两个方向上异化:口号式的空洞或预算式的细节,从认知理论的角度看,这源自管理者的三个思维误区:战略就是目标+计划、描述战略并无必要、好的战略应是安全可靠的.本文运用战略认知理论分析了这两种现象,认为根源在于管理者忽视了战略及其选择的本质——一种思维、一种信念系统和心智过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战略思维的特征、战略的描述和评价,为战略认知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借鉴.     

论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地位的变迁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翻译的工作被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解构主义否认原作和原作者的这种权威地位,解构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界限,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因而译者成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者".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重写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这样,译者就成了文本的"操纵者".     

关于《五蕴论》的研究

<五蕴论>是佛教唯识学派的纲要书,也是法相宗瑜伽十支论之一.其梵文原典在印度早已失传,但西藏布达拉宫保存有一部该论的梵文原典手抄本,2008年校订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五蕴论>不仅对佛教专门术语的定义有明确的解释,对于阿赖耶识存在的问题也有所论证.文章在详细介绍了该手抄本和校勘本的同时,对<五蕴论>的先行研究和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内容大意等情况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述,并对阿赖耶识的存在问题也作了考察.     

转变调控经济的指导思想——兼议基于供给学派的改革措施

根据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变化,应当转变调控经济的指导思想。本文汲取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循着供给学派的思路,提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政策框架建议,为调控经济的转变提供参考。     

说“以善致善”

制度，用博弈论制度学派的话来说，是多人重复博弈的均衡解。如果你对这个解释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建议你去读一读管理学上颇为著名的“分粥”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演示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过程，尤其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制度是如何被利益各方博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