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三十六)篇之十三 坚持三核心:信仰、使命、责任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坚持什么信仰?遵循什么使命?承担什么责任?实现中国梦应是每一位企业家之梦,企业兴旺才是国家强盛的真谛所在。这个时代需要我们以创新的姿态为实现中国梦当好助力器,首先,要认真思考实现中国梦需要遵循的信仰是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靠的是"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     

从沉重到轻逸——论莫言作品中苦难叙事的变化

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节点,莫言前期与后期的创作在苦难叙事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前期创作中,苦难是莫言小说的叙事动力,莫言常常深入小说人物内心深处,以富有现代性的表现方法进行细致的描绘与渲染,以突显苦难的强度以及人物形象内在的生命张力,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获诺奖之后的新作中,莫言有意淡化了苦难意识,在叙事中多采用传统文学的方式,作品的整体格调也由此变得轻逸平和。     

曹文轩的苦难意识与弗兰克尔意义心理学的双重思考——评曹文轩的《青铜葵花》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反映了作者深刻的苦难意识。通过小说文本他呼唤人们正视痛苦,尊敬痛苦,面对痛苦要能够保持人的尊严和优雅风度。弗兰克尔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他的＂意义心理学＂中阐述了苦难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倡导人们在面对无法回避的苦难时,可以通过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和信念,来实现生命的意义和自我救赎。以弗兰克尔的＂意义心...     

历史与苦难的缺席--对形式主义文论纯技术主义倾向的反思

形式主义是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在文论史上的,它们所要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但客观地说形式主义仍然未能摆脱现代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窠臼,只不过它们把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落脚点放在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历史和苦难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本文拟从形式主义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为出发点来探讨形式主义文论的缺憾之处,并针对中国文学提出价值重铸的问题.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路遥论

路遥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遗产恐怕是他有关生活的苦难哲学。路遥的苦难情结是他崇高思想和人格的如实写照。路遥始终歌咏理想、赞颂劳动和土地,并把幸福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路遥从来也不轻视独立、敏感的心灵,但却更为看重人民和生活的天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他作品朴实、深沉、炽烈而又壮丽的风格与精髓。从写作伦理出发,即便可以展开和设置小说意义生成可能性或复杂性的角色,这些角色也很容易因为苦难精神的缺失而受到冷落。路遥作品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自己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生活的有力再现。路遥的苦难意义也许就在“过渡”。回眸路遥,可以说是仰慕文学理想年代的繁华,凭吊文学永远的精魂。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口述生命的轨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女性生存状况调查研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让弱势群体的女性,不仅亲历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难,而且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转变.考察这一时期山西女性的生活、婚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参与状况等,可看出几个特点:就生存环境而言,战争与动乱造成了山西女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给她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就女性命运轨迹而言,战争加速了普通女性与社会的接轨,女性社会参与度大大提高,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是种冲击与突破;就思想层面而言,引发了女性自身思想和观念的显著改变,打开了女性解放的窗口.     

迷失之痛与超越之难——论“知青作家”的苦难意识

“新时期文学”发端于对苦难的叙述和反思;其中,“知青作家”表现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动荡的青春”为叙述背景,面对理想的迷失,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传达出了共同的苦痛与焦虑,同时也昭示了超越苦难的艰巨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