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

著述思想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立新意与传承旧说两重涵义。由于性情遭际的不同,古人的著述观念也纷然杂陈,其间差别很大。司马迁、曹丕和萧统,分别代表了舒愤、警悟和赏玩三类著述观念,这是三种相互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中国文化因子。它们分别概括了文学的社会认识意义、政治教化功能及审美娱乐价值,构成了古人著述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古代著述观念思绪虽然繁杂,但基本都可归入其中。     

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论五言诗在《文选·诗》中的重要地位

萧统编纂《文选》时选录了大量的五言诗,并影响了五言诗的流传。本文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五言诗的起源与流变以及萧统的选诗观三个方面剖析五言诗在《文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陶渊明彭泽归隐原因之再讨论

陶渊明在彭泽任上未等到“一稔之熟”,而敛裳宵逝的原因 ,陶氏本人言为“寻程氏妹丧于武昌 ,情在骏奔 ,自免去职”;萧统言为“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学术界各执一说。笔者认为 :这两者原因都有。陶氏奔丧在前 ,挂冠在后。程氏妹病逝 ,已使本来就“眷然有归与之情”的渊明再也无意恋战官场 ,但服丧期间 ,为他鄙视的督邮驾临 ,衙吏促其更衣束带 ,恼怒之下 ,道出 :“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其所以陶氏以妹丧为由 ,因为这里最站得住、最堂皇的理由。“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也可看出渊明自以家世高贵的门第观     

萧统文学观念与《文选》选文标准之重释

萧统<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选本,其选文标准历来众说纷纭.<文选>的选文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多个层次.第一层标准是看文章是否篇什(即单篇),这是最表层也最直观的标准;第二层标准是看文章是否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缤纷文才,这是更为内在的一层标准;第三层标准是看文章是否具有娱玩性.这是萧统选文内在的、隐藏的但却是更加高级与根本的标准.这样的选文标准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等论述并不矛盾,既包含了萧统对文学的独特感受、体会与要求,也是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共同认识.     

试论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

从刘勰、钟嵘、萧统这三位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陶渊明及其诗的态度入手。探讨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认为陶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引起了自上而下的普遍关注，只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其诗名有所遮蔽。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