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基本模式

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职能实现的四种基本方式：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强市场－弱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强政府－强市场”；以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强政府－弱市场”，以及拉美在过渡时期出现的“弱政府－弱市场”。并在之种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职能模式，就是建立在分权与集权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强政府模式，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的职能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其原因在于公务人员成本意识观念淡薄、政府采购体系不完善、政府规模成本过高、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府成本监督机制不完善。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是强化行政成本意识,优化公务人员素质;改进与完善我国政府的采购体系;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完善和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督管理,建立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合作力度;推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     

简牍所见秦汉律令行政

简牍中有大量的秦汉律令资料,内容涉及人事、军事、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司法、监狱、田赋、户籍、赋役、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官手工业、官商业、工程兴造、水利事业、少数民族和属邦等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规范着国家机构及其行政运营方式,是行政的主要依据,为秦汉律令行政提供了法律保障。"如律令"是秦汉行政的基本要求,在简牍中多用"以律令从事"、"它如律令"、"受报如律令"、"书到如律令"、"如诏书"、"如诏书律令"、"如府书律令"等多种变化的形式,"移年籍"、"劾移狱"、"索关"、"舍传舍"、"代罢"、"计校"、"期会"等行政行为都要求按照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律令条文规定办理,反映秦汉行政一概以律令为据。秦汉在行政实践中引用律令发布政令、解决行政纠纷、审判断狱,按律令规定的时间、职责权利、行政程序办理政务,依律令检举、惩罚行政违法失职的行为,注重责、权、利的结合,讲究行政质量和效率,增强官吏的责任感,保障行政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提高行政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律令行政体现了秦汉依法治国的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汉是中国律令制国家的确立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法律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为唐宋明清中华律令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世界各国法律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促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香港的社区服务怎样做到位

香港的社区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的民间社会及社区服务体系。 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是做好服务的条件 香港的社区服务很到位,这是与香港极富行政效率和社会责任的行政网络,尤其是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分不开的。香港为基层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的组织或机构可以分为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提供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提供自治管理和公益服务。     

光绪三十年苏淮分省原因探析

政区变动是国家政治谋略和地方行政治理的缩影.光绪三十年的苏淮分省既是清初江南分省的延伸又是民国江北行省设置的动因,故而,探究苏淮分省问题就更加重要.地域形胜、政治谋略和税赋问题是晚清苏淮分省的主要因素.对其分省原因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晚清政府以政区分治挽救危机的举措,而且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在地方行政治理过程中政策的整合和调整.     

论廉政文化建设与政府公信力提升

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助推政府公信力提升,这是摆在每个党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首先要理清廉政文化与公信力的关系,再要找准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用廉政文化助推政府提升公信力。     

政府税收行政效率探析

税收行政效率是指政府在充分取得税收收入的基础上使税务费用最小化,一般用征收成本率和人均征税额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目前的税收行政效率不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制度本身的原因,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提高我国政府税收行政效率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美国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美国目前有1950多万人在公共部门就业,大约占整个国家就业人数的15％。美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系统有五个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对实现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功能,维护政治回应性、行政效率、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等传统的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对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反思

我国采用非诉行政执行作为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实践中必然带来司法中立形象受损、不利于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明、不利于行政权的司法监督、行政效率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众多实践问题的背后,则是理论上的严重冲突.根据行政执行的性质,在立法层面,非诉行政执行改革应当使行政执行从行政诉讼法中分离出来,通过类似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专门行政执行法予以规范,成立专门的行政执行机构,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