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仪式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当时真正的职业性外交专家是行人 ,在传统上是由史官充任的 ,并有采集诗歌的职责。行人采集诗歌的目的是用于朝廷或其他正式场合的礼仪中。诗歌为巫史行人的职业性修养 ,“赋诗言志”正反映了这一文化背景。诗歌可用于仪式和谣占 ,被认为具有神秘启示性 ,所以 ,可以通过赋诗来观察个人的意志或命运。     

试析曹操《龟虽寿》的理性意蕴

本文通过剖析诗歌引幽抉微、由浅入深,挖掘了《龟虽寿》一诗的理性意蕴: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可循,只要人们能够充分地认识、掌握并运用这一规律,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借理抒情,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显示了抒情主人公乐观向上的战斗精神。     

论张枣“言志合一”的诗歌写作向度

张枣的诗歌写作具有语言本体论向度,但这一写作向度的反思背景是＂言志合一＂。作为过程的诗歌言说在本体上已追问、构造、关联着生命,诗意的涵容过程便也是语言的展开过程。张枣深刻体悟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写作中把握、立足于＂言志合一＂关系,由此他的诗歌既有语言的精纯唯美,又摆脱了踩语言高跷的危险。同时,他承续到传统的关键点：语言,把汉语言的圆润、流转发挥到极致,并最终超越＂词与物＂、古与今、中与西等二元对立,使其诗歌拥有一种既古典又洋气的旖旎风貌。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寔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典如潮涌 明心言志——论辛词之用典

用典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辛词用典是独树一帜的,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辛词用典是为明心言志。所言之志分三种:建功立业之雄心,退隐闲居之操守,壮志难酬之悲慨。辛词以典明志,也反映出辛弃疾多元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使词由代言体变为言志体。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近三十年的散文

近三十年的散文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回归,老一代作家与学者在此起到了主导作用.鲁迅传统与周作人传统在一些人的创作里得到强化.一些思想者的作品注入了精神的活力.他们从自我出发颠覆了"文革"艺术虚假的理念,将个体感受和社会承担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散文出现了多种可能,一些新的文体填补了白语文书写的空白.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喜欢,一些智者的随笔也在冲击着八股写作的旧垒,显示了思想的锋芒.年轻一代的散文越来越有活力,不再匍匐在前人脚下,个性鲜明耀眼,把不羁的热情留在文坛之中.多样性与丰富性预示着未来文学的另一种格局.当代散文在现代散文传统的暗示下,有着不可限量的未来.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在诗词融合进程中论述张先词的古今转移--兼谈词的包容性

词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词与诗的分离与合流的过程,是艳俗与雅正相互交融的过程.词独立成熟之后向主流文化悄然回归,在北宋初表现为词与诗开始由分离而初步融合,词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词转移.张先较全面地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如把"言志"等传统题材及诗文的写法纳入词中,成为北宋初词转型期中较为典型的 代表,也体现出词作为一种文体所具有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