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王贝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括由昀《文艺报》

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论争中胡风语言观的现实主义色彩

胡风的语言观是和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的。他把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和“活的民族现实”作为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坚持作家对语言取舍的主观精神,坚持语言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民间语言(形式)或多或少夹杂着封建意识,因此反对对民间语言的过度迷信。胡风的语言观体现了他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精神,体现了他对“民间形式”(语言)相当程度的警惕。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红楼梦》主题思想、宝钗和黛玉、《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红楼梦》是否“另有本事”、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以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等论争由来已久,所有这些论争各有道理,给人以启发,又各有其局限性。《红楼梦》研究者应立自己的“论”。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关于"美的规律"的论争及辨析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自公开发表以来,其中的美学思想引起了长期的争论,焦点是“内在尺度”的归属以及“美的规律”与主体内在尺度的关系。本文联系近年来的论争文章,认为“内在尺度”属于主体人的看法更切合《手稿》的整个思想;“美的规律”是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结合,主体尺度即人的本质力量,主要指人的目的、需要和意图;应联系“实践”来辩证地认识“美的规律”及其客观性,美的规律作为社会历史规律,无所谓绝对的客观性。     

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必然反映,对其的评价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本文首先从沈家本重视中国传统、学习引进西法、谋求中西法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其次,分析了礼教派法律思想的合理性,冲突论争只是体现了中国法律思想家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路历程。     

近50年来中国重大哲学问题论争概述

本文分三个阶段,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诸如“社会发展动力”、“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主客体”、“实践唯物主义”等重大哲学论争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以期反映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大哲学问题论争的概况。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对抗战初期一场论争的反思

发生在1938年的关于“与抗战无关”的论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场发生在民族危亡时期的两种文艺观的碰撞与较量。在碰撞与较量中双方都带有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