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

很多学者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关系有过论述，认为他们之间观点相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观点进行仔细比较之后，会发现它们在儒家“政教观”、复古的方法、审美标准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单看到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同也要有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廓清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迷雾。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嫁接于西方现代派之木的台湾现代派小说

王文兴、七等生、丛甦等台湾现代派作家代表了最为彻底的“西化派”。王文兴的代表作《家变》宣告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和背叛,艺术上借鉴了意识流和存在主义小说的技巧;七等生的代表作《我爱黑眼珠》则是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化诠释;丛的《盲猎》思想上受存在主义哲学中虚无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写作手法上显然受卡夫卡和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影响。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元代文章创作论

元代的文章创作理论较之唐宋时期更趋于细致和实用,集中地探讨文章写作的基本要素和规律,从审题、立意、结构、行文乃至风格、文病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释,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乃至清代的"桐城派"散文理论影响都十分明显。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

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哭亲守墓”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的书写手法,“现世奉养”则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这两种模式被乡贤传作者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既统一于“孝”又具有各自的时代性。《金华先民传》对浦江郑氏孝义一族的书写正是“孝”表现形式历时性变化的代表。这种“孝”书写形式的变化,通过乡贤传记的传播及其教化作用影响了明代地方乡里实践。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庐陵学与六一风神

六一居士的人格是六一风神的内在主体精神 ,春秋笔法影响了六一风神的行文风格 ,而庐陵史学与六一风神之人物形象塑造有密切关系 ,庐陵学之“人情说”则铸成了六一风神抒发郁愤的情感内核。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为遇合均未成,情趣迥异各显真——两篇唐宋时期的人与异类婚恋故事比较研究

同为表现异类女子与男子遇合而未成的故事,在唐人和宋人笔下却迥然有别。如前者表现的纤浓华丽,后者表现的平淡无奇;前者呈现的文采飞扬,充满诗情画意,后者体现的单调枯涩,缺少余韵等等,都无不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即使在那些难入主流的琐碎丛谈上,唐宋人都仍会寄寓各自不同的创作旨趣和追求。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浅析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解读

施特劳斯试图以诸多＂双重倾向＂来阐释卢梭的政治哲学,解开卢梭梭作品中那些表面的龃龉。然而,施特劳斯在卢梭所展示出的诸多双重倾向之间选定哲学或准自然状态一极,却是出于其自身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的多数弟子遵循了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卢梭以一种回归古典的姿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但他最杰出的弟子布鲁姆却通过对《爱弥儿》的重新解读,试图在卢梭这里发现堪与古典哲学匹敌的新的政治哲学根基,从而对施特劳斯构成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