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稼轩咏物词的寄托

辛稼轩的咏物词具有独特的个性风神,他将身世经历,风神志意灌注于物象之上,通过情和物的结合,寄托了家国之思、政治愤慨、俊逸风神和闲适情怀。辛稼轩的咏物词同他的其他题材的作品共同陶写了英雄志意。     

《周易·家人·大象》:"风自火出,家人"解

上古神话里,风神和太阳神都是鸟,太阳为火.<周易@家人>大象辞:"风自火出"即"风自日出".风神与日神均为鸟,二者为同类,故卦名为家人.     

论“六一风神”——欧阳修散文的审美特质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宋代作家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文章引述了从宋代苏洵到清代林纾等许多评论家对欧文的评论，认为发展到明清时期提出“风神”二字，已上升到美学层面，“六一风神”是对欧阳修散文审美特质最准确的概括。文章接着分析了“六一风神”的内涵和种种表现，并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探索了“六一风神”形成的原因     

“风”与文学发生学

在古人把民歌叫“风”的称谓中蕴含着深刻的原始文艺观念和文学发生哲学。称民歌为“风” ,源于视风声为天地之乐的原始概念 ,支持这个观念的是上古的风神崇拜文化和视风为风神 (凤凰 )的歌吟的神话。古人由“风”创造了上古灿烂的音律文化。称民歌为“风” ,隐含着民歌出于天地自然的宇宙哲学命题 ,又隐含着民歌与神灵相通的神学命题。从自然之风到人文之“风”(民歌 ) ,并不只是修辞上的简单类比 ,它透露出古人原始的文学发生学思想     

刘将孙“记”体文的理学色彩与个性特征

元代初期庐陵文人刘将孙以文胜,代表了当时庐陵文派的文章成就。其文章受理学影响,表现出基本的儒家思想立场和主于心的理学视角;同时,又体现出个性为文的特点。这两方面尤其体现于其"记"体文章中,尊崇理学而又不失个性,重"心性",发论大胆,思想独特,对庐陵一地的儒风学风又洋溢着自美的情绪,整体形成了刘将孙的文章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庐陵文风的特点。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文学内涵发微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卷历来被誉为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因此少有学者关注其中的文学内涵.笔者认为,《跋尾》具有丰富的多重价值,阐发其文学内涵可以从新的角度扩展对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和认识.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文体的复古与变新;文辞的尚真与求工;跋文所呈现的“六一风神”.     

论欧阳修小品杂记的艺术特色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风格,前人虽已作过探讨,但多半是对单篇名作的赏析,更少专文探讨他的小品杂记.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试图从欧公的小品杂记类作品入手,探讨领略欧阳修的散文创作风格,即前人所谓"六一风神".     

宋代庐陵文化名人研究数据库建设概述

庐陵素以"文章节义之邦"而享誉海内外,基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课题组启动了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本文论述了"宋代庐陵文化名人研究数据库"建设的背景及意义,详细阐述了数据库建设的思路与步骤。     

契丹自然崇拜礼俗研究

自然崇拜是各民族在历史上普遍经历且延续时间最长的宗教形式之一．契丹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现象，决定了契丹人观念中的自然诸神体系也有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别．在契丹的自然神统中，以天地最为尊贵，祭祀天地的礼仪十分隆重，其基本场所是木叶山，契丹木叶山祭天，相当于中原帝王的郊天大礼．天地以外，较为重要的契丹自然神是日神、黑山之神、辽河神、风神、火神、猎神等．由于契丹故地西辽河流域是传统的中原农耕文明和后起的草原游牧文明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文化上的承继和横向上的传播，使得契丹自然崇拜礼俗往往与中原传统礼俗相合．     

从箕星、风师到风伯神──论汉代风神崇拜模式的建立

从箕星、飞谦、大风到风伯，既是风神崇拜观念和祭扫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汉代继承传统风神崇拜到建立具有汉代特色的风神崇拜观念和祭礼形式的过程。汉人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借鉴。1从《尚书·洪范》“庶民推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记载着，其时用人并没有将箕星神化。箕显神化于何时呢？《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燎词司中、司命、师、雨师。”，即风之古字。用人以烧词风师．知民师是因人崇拜的风神。那么．风师与箕里又是什么关系呢？《诗经·大雅·械林》云：“百克城林．薪之之。”《毛传》：“，积也．”《郑笺》：“…     

谁为莲府座上客 ? ———从唐人小说看幕府选择僚佐的倾向性

使府僚佐是使主的参谋与助手,在藩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使府选择幕僚时十分慎重。进士出身是朝廷对幕府僚佐辟署制度的最低限定,进士成为幕府首选;名士能够提高幕府声望,故藩镇盛礼争聘;文笔之士能迅速传达信息,尤为藩镇青睐;而使府对章奏表檄的重视及其传播效应,无疑会提升应用文体的写作水平。     

同声异气：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

1953年朝鲜停战后,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未能就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达成协议。尽管如此,至1955年底,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已将大部分军队从韩国或朝鲜撤离。1958年2月,朝鲜和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军队将于年内单方面从朝鲜撤离完毕。10月26日,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中国,撤军行动完成。表面上看,中朝宣布并实施这一撤军行动,旨在迫使联合国军也从韩国全部撤离。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单方面撤军却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原因。中国撤军方案的形成过程反映出1950年代中后期中国、朝鲜以及苏联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从毛泽东主动向金日成提议全部撤军、金日成先后提出两套撤军方案、中国对于撤军方案的取舍和修订、待苏联同意后毛泽东才答复金日成以及并非全部志愿军留驻中国东北等细节中可以清楚读出,在中朝＂团结友谊愈臻巩固＂的话语背后,各自利益的不同考量与诉求。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经济诉求与政治取向——论甲午战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

甲午战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反应性和防卫性特征,官方所推行的国家主义经济战略极大地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虽然晚清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但早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仍主要限于经济方面,而忽略了政治取向,体现了古代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双重性,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王忠嗣御边

唐朝的民族政策较为成功,但唐朝几乎没有停顿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战争。由于唐王朝的外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唐朝的外务一直以北方为重点,而西北则是重要的一环。玄宗时期,吐蕃成为唐朝经略西北最强悍的敌人,因此,唐朝对陇右、河西等西北地区的经略便显得格外重要,而经略西北的具体措施等又因主持西北大局的不同个人而不尽相同,王忠嗣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个,他的"持重安边"与唐中央的政策相左,也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边镇将领,却是对唐朝冒进的边疆政策的修正,符合唐朝的现实。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