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谯沛武人集团简论

谯沛集团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人集团.他们多为忠勇敢死之士,在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就与曹操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曹氏的股肱心臂.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相比,无论是入仕方式、文化素养,还是政治动机、价值观念,谯沛武人集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     

东汉后期谁沛武人集团简论

谯沛集团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人集团。他们多为忠勇敢死之士，在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就与曹操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曹氏的股肱心臂。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相比，无论是入仕方式、文化素养，还是政治动机、价值观念，谯沛武人集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     

尊法反儒的政治家曹操

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二○年)的名字,我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中造成的印象是一个大白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汉魏之际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大白脸是被历代尊儒反法的道学家们一层层抹上去的。 东汉末年,豪门世族和儒家名士把持政权,崇尚儒术,标榜门阀,操纵清议,加剧豪强兼并,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农民阶级。“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公元一八四年,终于爆发了以黄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革命的锋芒直指东汉王朝,沉重地打击了豪门世族反动统治,腐朽的东汉政权全面崩溃。经过董卓之乱,东汉王朝政令不出都门,各地豪强势力乘机而起,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大混乱局面。袁绍独步河北,吕布盘踞徐州,袁术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汉魏之际中原世家大族文化活动探析

汉魏之际,以汝南袁氏、应氏,颍川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中原世家大族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维护自身政治和社会地位,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们在教育、经学、历史、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不仅是这一地区文化活动的领导群体,而且是全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颖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

颖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孟繁冶曹操一生的最大功业是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为魏代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自然有曹操个人政治才干、军事才能的重要因素，但他那个庞大的谋士集团在许多关键时刻的运筹帷幄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个谋士集团之中，颖川谋士群体由于...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

汉末三国巴蜀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干预政治、武断乡曲;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控制、参与各级统治,并基本垄断文化教育;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交错的关系网。蜀汉政权建国之后,从根本上抑制、打击土著豪族势力,经济上进行掠夺,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土著豪族发动武装叛乱,威胁蜀汉政权。魏军攻蜀,土著豪族坐山观虎斗,任蜀汉灭亡。     

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一) 曹操是封建社会进入中期以后的杰出法家人物,他生活在东汉政权崩溃的时代。东汉政权是由世族豪强控制的。长期以来,推行一条儒家路线,政治上实行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名教之治”,组织上实行在儒家虚伪德行装饰下的“任人为亲”路线,思想上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天命论。世族豪强是儒家路线的阶级基础,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大量兼     

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一) 曹操是封建社会进入中期以后的杰出法家人物,他生活在东汉政权崩溃的时代。东汉政权是由世族豪强控制的。长期以来,推行一条儒家路线,政治上实行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名教之治”,组织上实行在儒家虚伪德行装饰下的“任人为亲”路线,思想上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天命论。世族豪强是儒家路线的阶级基础,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大量兼     

东汉豪族的儒家经典人生观

东汉豪族在政府有意倡导的儒家思想影响下,不断文质化。他们在积极和政权融合的同时,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不断相互作用,逐步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重诗书、通经入仕、崇德守道等普遍信仰。这就是儒家经典人生观,具体由忠孝一体,以道自任,求名爱誉,舍生取义等观念共同构成。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魏延昌二年《韩氏墓志》伪作说补证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韩氏墓志》所载干支不符、史实抵牾,并且与同书收录的《王氏墓志》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十分接近,可以确定是一篇伪作,应该予以删除。这篇墓志在作伪方法上很有代表性,是将一真墓志作为底本,模仿它重刻一石,保留原志的内容和书体,特别是对于增改的文字,大多取自原志,从而使字体风格一致,不易分辨。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金元之际,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少有涉及;后20年,关于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大大加强,研究的角度和覆盖面较之以前都有较大的突破。但大多注重研究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缺乏对这一时期隐逸诗的总体透视。     

论曹操与魏晋玄学

历来评价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多着眼于其在当时封建割据形势下所体现的定国安邦的政治作用，但这样的认识显然还没有揭示出重才轻德的全部意义，因为“才”和“德”的关系自古都是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范畴，而不是曹操一人一时之行为。曹操重才轻德实际上对其后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才轻德使才绝之士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学术思考；曹操的反传统、破常规精神，给魏晋玄学否定汉代经学以直接的勇气和方法启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吸收了曹操才德认识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