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现代派文学的“正统”与“反叛”

一般论者都认为现代派文学是“反传统”、“反理性”、“审丑”的,我的意见是：“正统”与“反叛”得兼。从其内容的深层含义和写作根本规律说,现代派文学与正统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但从其艺术外部特征和某些表象来说,现代派文学似乎是离经叛道的。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其实不是“正统”与“反叛”的关系,而是各具个性的文坛孪生兄弟关系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桐城派“义法”说发微

清代的桐城派是对中国古代的散文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学流派。方、刘、姚“桐城三祖”,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则是桐城派美学思想的起点。 桐城派在美学理论上超过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就在于对散文艺术美所作的理论探讨和贡献。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和深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之后,深入到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现代视野下的五四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型”价值的新文学，“现代型”价值是它的核心，“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体大解放的文学是它的价值体现。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

60年的五四文学革命研究,存在"彻底反传统文学"的认识误区.文章通过重新解读文学革命先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的原创文论,回到特定的历史范畴,发现他们对古代或近世文学的弊端作了批判,而对传统文学合乎新价值标准的方面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没有"彻底反传统文学".现下已为恢复文学革命的真实面目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

当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新文学运动以后,章士钊从文学的形式到文学的内容都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章士钊与新文化派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同而引起的。新文化派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激进型,主张彻底改造现实和与传统决裂;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渐进型,主张新旧调和,反对除旧布新。由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所以章士钊在批评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是保守的。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纵贯古今的"平民文学"——解读胡适《国语文学史》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进程呈示出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与庙堂文学或贵族文学两条并存对立的流变线索,而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则是贯穿始终的富有生气与活力的线索;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有意识地以革命的方式继承并推动平民文学或白话文学的健全发展,而"平民文学"则成了文学革命的义旗与主潮,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曲折之路,但是"平民文学"仍在与"贵族文学"的抗争中顽强地屹立于文学多元格局之中轴.     

略论竟陵派“幽深孤峭”的创作宗旨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竞相兴起,晚明的竟陵派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同时,为了补正公安派末流“作品内容较为贫乏,风格流于轻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931页)的偏向,独辟蹊径,提出了从“精神”上取古人的创作宗旨:幽深孤峭。     

再谈“‘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民国旧小说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衣钵,但从总体上说,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强驽之末,从形式到内容,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了。“五四”文学先驱所以要对它大力扫荡,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取而代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以“两个翅膀”之名来攻击“五四”文学革命,给“五四”文学革命抹黑,就更是螳臂当车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阶段历史性转换的内在脉络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阶段,为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二期。此前文学之由作为工具的“中心”到作为“中心”的工具的转化,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主流性认同和复古文学倾向的发生,为“文学革命”提供了现实性前提。“文学革命”渴望对传统文学的全面颠覆,但其本身的规定性又必然导致新的转化和分流,以致衍生为“革命文学”长时间在政治规约内的主流地位,和其间对抗性格局中颇有意味的种种复杂状态。     

傅斯年对文学革命的理论贡献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础上，对文学革命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的见解更具理论性和说服力。胡适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阐述问题，而傅斯年更多地从不同时代文学现象的比较中来说明问题。在对封建文学的揭露批判上，傅斯年与文学革命发难者和一些响应者不同，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愤激怒骂之中，而是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论述。傅斯年有关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对陈独秀认为文学“除达意状物外”不能“加以他种作用”的观点的明显纠正。在向现实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傅斯年的见解，得到胡适的首肯，认为是对他（胡适）的主张的“最中肯的修正”。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与白话文学实践的错位

通过变革文学语言形成一套新的书面语言体系,实现文化转型,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的一种极具策略性的选择。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倡导白话文学的巨大意义,而是试图就文学本身论证文学语言变革的必然性。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性等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所提出的许多命题是伪命题,胡适不仅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常常出现逻辑上的漏洞,而且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也有问题。然而“文学革命”的迅速推进,使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不仅轻易战胜了论争对手,而且被作为绝对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成为左右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强大力量,限制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