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关于“大学头”及其他——《七子诗选》流传日本考辨

清代乾隆年间沈德潜选刻的《七子诗选》流传到日本后 ,有个日本人“见而嗜之” ,给沈德潜写信并通过沈氏向七子每人赠诗一首 ,当时传为佳话。但关于这个日本人的姓名官职 ,各家记载不一 ,或作“大学头默真迦” ,或作“国相高”。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 ,考定此人就是沈德潜自订年谱中提到的“日本臣高彝” ,实为长崎的一个诗人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开创了清初诗文的局面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略论竟陵派“幽深孤峭”的创作宗旨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竞相兴起,晚明的竟陵派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同时,为了补正公安派末流“作品内容较为贫乏,风格流于轻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931页)的偏向,独辟蹊径,提出了从“精神”上取古人的创作宗旨:幽深孤峭。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滥"、"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中国古代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

文体风格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论题,它贯串于整个批评史中。其历史发展大约可分为三期:汉代以前是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发展和完成阶段;宋代以后是深化、分化和论争阶段。文学批评史许多论争都与文体学观念有关。如诗文之分、唐宋诗之争,“豪放”派与“本色”派评价等问题。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李梦阳、王世贞复古“和而不同”摭谈

李梦阳崇儒排佛,倡导复古运动,希冀通过复“古文”以掌控“文权”,进而复“古道”以达“三代之治”,为此强调文学的政治诉求。王世贞早年也尊崇儒家思想,然晚年仕途受挫,转慕佛老,扬释道抑儒。信仰的转变使王世贞晚年改变了对“文权”的诉求,提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放弃了以诗文干政,其晚年诗文追求内心的恬淡和闲适,风格也以“自然”“自适”为宗。王世贞晚年的文学思想背离了七子派的复古精神,使七子派复古走向衰熄。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蔚为兴盛,影响深远,在南京便有金陵四家中的顾璘、朱应登为其接引.时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进士及第后便加入复古阵营,此后数十年间更与七子保持了密切往来.在文学主张上,顾、朱二人受复古派影响颇深,他们强调诗歌情感与格调并重,认为诗文应该具备高尚的旨趣,这在顾批本《唐音》中得到较多体现.四家中的陈沂与王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陈沂,由其《拘虚诗谈》可见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和七子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四人的文学主张及创作与七子并未完全保持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研习上.正是这样一种分歧,使得他们与复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考辨——与陈书录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9年第9期刊登的陈书录同志的《“宏襟宇而发其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以下简称“陈文”),是篇卓有见地的文章,但美中不足的是所言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不久又引起了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有悖于史实。“陈文”谓:“早年的王世贞与宗臣也参预其中,并成为李攀龙攻击吴国伦的左右手……在李吴之争中,李攀龙、宗臣等人指责‘明卿(吴国伦)亡赖’。”这就是说:①发生在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的这场论争,曾持续了较长的时间;②这场论争的初期,王世贞、宗臣曾站在李攀龙一边,攻击吴国伦;③李攀龙、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郭沫若的惊叹、茅盾的批判、“新感觉派”的焦虑、张爱玲的热爱、沈从文的厌恶,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学中的都市情感指向。但台湾著名新生代作家林耀德在其散文书写中,提供了对普遍性“都市”介于“亲”与“不亲”之间的情感态度。借用已有都市书写中的“废墟”意象,将都市处理为“迷宫”意象系统,是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又一历史贡献。大量书写、思考都市这一“钢铁蝴蝶”的生命性、有机人格力量,令林耀德成为当代华文都市散文真正的领军人物。     

夜蛙鸣露 自极声致——论明代张琦诗歌与“前七子”的分野

明代张琦是与前七子同时代的诗人,但他不追随前七子,而是“高唱单行”,自树一帜。张琦诗立足于心性境界,普遍而自觉地表现了道德上的良知;同时他的诗歌又不遮蔽通往日常生活的诗性目光,从而由“性”而拓展到“灵”的层面。尤其是张琦的性灵诗,可以看作是由情感论向性灵说演进中的过渡性形态。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试论我国的自学辅导教学流派

我国的教学论专家大都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教学流派 ,我们不能赞同这种不实的看法。因为单在语文教学界就已经有了很多比较成熟的教学流派 ,如工具派、语感派、情感派、情境派、设疑派、点拨派、反刍派、得得派、导读派等等。即使是从一般教学论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也是有教学流派的 ,“自学辅导教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学科的成熟的教学流派。我们认为 ,研究自学辅导教学流派的来由、特征和成因 ,不仅可以有力地驳斥我国教学流派“虚无论” ,而且对积累教育科学事实、探讨教育基本规律、深化教学改革实践、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学…     

论沈德潜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清格调派领袖沈德潜承七子、云间之余绪,扬唐抑宋。沈氏宗唐黜宋诗学观念的形成有多种因由,主要为矫正其时诗坛宗宋风气之弊。沈德潜在选辑诗歌基础上对唐、宋诗作出的具体评价体现了理性、客观的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诗坛逐步融合唐宋意欲跳出唐宋诗争之怪圈、重寻新出路的大潮中,沈氏片面宗唐抑宋,无疑会成为诗坛逆流,阻碍诗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