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赋者古诗之流”说的讽诵特质——兼谈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本质区别

历来对"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解释,往往强调了赋的讽谏功能,但忽略了赋在形式上的声调节奏。诗与赋其实都是通过悦耳的形式来陈述讽谏之义的,这才是"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全面涵义。汉赋依然重诵读,但同时受到稗官小说等口头伎艺的影响,逐渐散失了讽谏的功用,从而产生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别。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     

唐末辞赋创作的转向与赋学思想论

唐末是中国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各体辞赋创作纷纷出现转向,骚体赋在言情之外．融入议论说理的成分：骈体赋脱离了唐初以来的俪美和骈对习气,亦以议论、说理入赋;律体赋脱离科举,转向咏古和对情志的抒发。文体赋开始出现。在赋学思想上。表现出辞采派和讽谏派的交互。同时也有重情和重古的观点出现,对屈原、宋玉和扬雄的看法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西汉赋作的戏剧因素考察

赋的戏剧性已经受到学者的注意,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对西汉赋作中存在的戏剧因素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发现汉代诸侯王、天子相继以俳优蓄养文士的做法,以及一些文士以俳优自视的心理,加速了汉赋的戏剧化,影响了赋作的质量和格调。与此同时,一些赋家无法适应由策士、辩士到俳优化文士的身份转变,曾经先后悔赋,体现在赋作中,却提升了汉赋戏剧化的品位,增强了西汉赋作的讽谏功能。通过对汉赋戏剧化的探讨,还可以窥斑知豹,体察作家心态与文学演进的关系,体察文学发展到自觉前夜的曲折与艰辛。     

桓谭论赋与汉赋的“讽谏”传统

关于汉赋文体渊源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汉人如何学赋、作赋、论赋的考察,还不是很充分。由桓谭《新论·道赋》可以看出,汉赋的学习、创作与评价,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屈原《离骚》中的"从容辞令"与"直谏"两个特点,自战国末期开始,就只有前者被继承下来。汉赋"讽谏"、"劝百讽一"的传统,至扬雄时代已经式微。但汉赋提出的"讽谏"思想,对后世文学却有深远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再谈《七发》及唐前“七体”赋作的主旨

《七发》除了"戒奢"之外,还有一条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由此可以看到诸多先秦时期文学因素的影响。自《七激》始,"七体"的题材由问疾转变为招隐,但这一讽谏主旨一直未变。这成为其后七体作品的基本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与方式有所差异。这一主旨符合文臣的基本精神诉求,《七发》、《七激》等作品的宛转表达方式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合适的范本,最终造就了七体的模拟继作之风。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