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据声请中的当事人具体化义务

民事证据声请中的当事人具体化义务要求当事人应当将证据声请事项具体化;该义务以辩论主义、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为理论基础;其正当性在于防免证据声请的抽象化、诉讼相对人防御的可能性及证人利益的自我保护性、法官进行证据调查的良好实现;应当将其界定为分层、有界以及完备的具体化义务;中国关于证据声请的立法以及司法存在诸多不足,应以具体化义务为基础,结合其他程序和制度进行相应完善。     

关于语言学假设中的证据问题

石毓智[1]提出语言学假设中的论据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不过,他在剖析沈家煊[2]提出的"糅合"假设中所谓的"论据问题"和"王冕死了父亲"之类用法产生的动因时,仍然没有逃离证据问题的旋涡.文章指出他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偏误,进而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比较研究

与传统侵权案件证据运用问题相比，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仍是个全新的问题。由于现行证据法律规定的限制，网络侵权证据运用面临许多实际困难，比如如何确定网络证据采纳标准和开示的范围等。在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网络证据法规的情况下，比较、评判和吸收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针对我国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的实际情况，运用法律和技术双重手段解决网络证据采纳、开示过程中的难题，应是理性之选。     

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程序性规则，理论基础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体现了程序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注重程序本身的理性化和规范性。以正确的程序正义观为理论根据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相关制度。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司法程序中,证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国在证据方面的规定并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这就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最终造成司法上的不公正。因此,搞清楚什么是非法证据、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得尤为有意义。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事实的归被告,法律的归律师”——试论无罪辩护技巧的指导准则及其应用

我国当前的刑事辩护在现实中面临尴尬的处境,较低的收入与过高的执业风险造成多数律师谈之色变,优秀的律师往往拒绝接受刑事辩护委托,在刑事辩护领域里形成了＂汰优＂现象。较低的辩护质量不仅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更难于保证被告人的正当权利。笔者在总结多位律师办案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归纳出＂事实的归被告,法律的归律师＂准则作为无罪辩护技巧的指导性准则并对其在实务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将无罪辩护技巧系统化并能对辩护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完善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西方主要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及其启示

由于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观、诉讼目的观、犯罪状况、政治需要存在差异,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差别.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具体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则对此虽已做出一些规定,但存有缺陷,已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今天,考察域外主要国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揭示其中的经验和规,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无疑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挑战与应对——从侦查职能角度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了积极的行为指导功能,即引导侦查人员遵照法定的程序,采用合法有效的方式方法展开调查。随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现行侦查机制和体制将可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不供率、翻供率、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明显增加,不捕率、不诉率上升及定罪率下降。对此,侦查机关应以建立新型的侦查模式为最终目标,完善侦查体制和机制。具体包括加强对侦查人员的系统培训、设立非法证据的侦查防范机制,以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侦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