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育才·家风 --《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浅谈

铜仁徐氏,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末,十二代中有18位诗人,外加两位工诗的媳妇,延时弱0多年.徐氏坚持诗礼传家,因诗育人,培养德、智、美兼备的人才,树立清廉刚正、爱国忧民的家风.     

唐代狩猎诗论

唐代狩猎诗数量虽不多,但作者涉及面广,无疑是辉煌灿烂的唐诗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唐代狩猎诗创作的繁荣,与唐代朝野普遍尚猎的风尚及文人入幕、从军边塞活动密切相关。唐人狩猎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于中还透露出崇猎尚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李白饮酒诗的文化阐释

李白的饮酒诗反映了作者本人极其复杂的文化心态。对于李白 ,痛饮狂醉不只是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 ,更是其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通过饮酒 ,诗人宣泄、消解了因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独立人格而将自我与现实社会对立起来所产生的悲愤情感 ,并企望在醉的幻境中超越异化的现实世界 ,重新找到生命的本然 ,肯定自我的存在 ,实现自我人格 ,体验人生之乐。     

论李德懋对诗歌辞采美的创造

李德懋作为熟谙汉诗创作规律与技巧的朝鲜诗人,他创作诗歌"锤字炼意,力扫凡谿",别开异境",造句新颖和工巧,深化感情且开拓意境.同时,他对诗中对仗的妙用,不仅造成了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外观美,而且极富内在节奏感,从而凸现其辞采美与中和美.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从我“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世界对后现代的省思

作者以诗人的“诗眼”来透视和指陈后现代主义;在此基础上,说明和描述了自己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理论世界,并以“零度创作”观念、诗人创作思想、时空间造型的统化力及永恒的真理的引力丰富之,从而构筑了诗的立体理论工程。     

基于辛普森数值微分法的成型砂轮廓形设计

随着螺杆转子加工精度要求的提高,对磨削转子用成型砂轮廓形设计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针对此问题,基于转子端面型线数据,运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并结合累加弦长参数三次曲线法和牛顿迭代法求解砂轮廓形;进而将求解的砂轮廓形与用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更准确;随后,采用平均绝对误差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对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和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数值进行误差分析,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误差明显小于后者的误差,再次说明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可行性。     

《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 身体性的二律背反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中国小说家残雪的《吕芳诗小姐》,都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抗衡,并视之为人性的矛盾,但两个文本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具体表达的身体性,彼此又相互矛盾。《达洛卫夫人》保留了性别事实,重新建立了愉悦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抽象普遍性,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构建了无边界、有存亡的身体结构,将身体的意义最终归于精神。其蕴含着伍尔夫视身体为手段的倾向。与此相对,《吕芳诗小姐》则取消了性别事实,重建了激情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个体性,试图建立身体的深层普遍性;建立有边界、无存亡的身体普遍结构,视身体意义为身体本身。其表明,残雪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互为正反命题的两种身体性,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体现出现代语境下身体审美化和身体生命化在差异中的并存。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