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辗转在“漂”与“游”之间的精神独行者漂泊意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其形成动因

纵观萧红的一生,漂泊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漂泊感也就成了她终生化解不开的情结.由此产生的漂泊意识浸润在她众多的作品中,成为她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因而成就了萧红小说在女性文学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恒久的艺术魅力.究其形成的原因,又是与萧红童年的生活环境、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危机紧密相关.本文就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联系.     

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实施素质教育要加强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

素质教育集德、智、体、美、劳及社会教育教学于一体，可以从各个方面影响与反映学生的成长过程。学生应形成主体意识，充分认识提高知识技能、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和品质特征、文化涵养等素质是自己的事，自己应该作主，主动、自觉、独立地钻研、掌握和应用知识，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诗语的俗化和俗语的诗化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曾一度将诗语的典雅奇异推向一种极致,随后开始了面向生活语言的俗化的回归,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口水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以歌词、短信等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俗语,却出现了全面诗化的现象。诗语俗化和俗语诗化的文化背景和动因,可以概括为诗的娱乐化和娱乐的诗化。一方面,俗语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需要审美的诗意元素的参与;另一方面,诗歌为了迎合娱乐和市场的需要则选择了全面俗化,诗语的俗化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

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人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     

天台智者心意识论研究

智者一生著述丰富,不同阶段的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关于心意识的说法也是如此.<法界次第初门>、<觉意三昧>等立足于中观,以<般若>、<大集>、<大智度论>为依释心意识.<法华玄义>、<法华文句>、<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等,将七、八、九识配合三轨等进行发挥,试图将地、摄师的争论与核心思想纳入圆教系统,但解释未免生硬.<维摩经玄疏>、<维摩经文疏>对于唯识学的理解已经相当准确,并基于此理解提出了自己一些独特的看法.     

浅析伊斯兰教的生态观

伊斯兰教认为人与自然界万物都是真主的造化物,两者地位是平等的,人类只是真主的"代治者".伊斯兰教在强调爱护自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前提下,主张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同时,伊斯兰教也坚决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反对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人类的长远利益.这些主张均对增强环保意识、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正常的生态环境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条件下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分析

由于受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限制性组织政策障碍、经济因素、农民工意识薄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事实的边缘化状态,作者提出用和谐社会构建思维推进法制进程,赋予农民工政治参与更多的体制空间;建立农民工利益协调机制,拓展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根据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效动力机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参与意识;最终达到消解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