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周敦颐之诚:从他律到自律

周敦颐依据《周易》与《中庸》等儒家经典文本,沿着儒家"天人一体"的思维路数,通过对"诚"的阐释,打通了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隔碍,既夯实了孔子儒家道德普遍性的根据,又凸显了儒家追求道德主体自觉自愿的精神。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论二程道德修养观

二程道德修养观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二程伦理思想的方法论。由于二程本体论的倾向不同,导致他们的修养观各有侧重,因此对以后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二程道德修养观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二程修养观进行阐释,且揭示二者修养观的不同倾向。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家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主张“诚”为诗的本原,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主张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具有积极意义。艺术上,意境交融,形象丰富、动静结合,风格多样化,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专班主任如何与家长沟通

学生是学校与家庭相联系的纽带。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也影响到教师工作、班级的管理甚至于整个中专学校的命脉。因此,要达到教育的理想效果,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