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误读刍议

翻译误读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个体接受等因素的差异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原文(话)扩大或缩小,脱离原文(话)本意,或是重新创造、无中生有地臆想出原文(话)意思的一种现象。产生翻译误读的原因有语言上的,有文化上的,也有译者自身的,即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误读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后现代"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为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欲望化叙事,女性主义文学向女"性"商业主义滑落,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传统文化的误读与重建——楼宇烈教授访谈录

楼宇烈先生,1934年生于杭州,浙江省嵊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长期致力于国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传承。2010年4月11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编辑、记者黄匡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冯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鲁子奇（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杨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就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采访了楼宇烈先生。     

班昭《女诫》再解读

《女诫》是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由于“家训”类作品“拟想读者”对于作者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类作品往往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以教导子女全身远祸。因此,这类作品不可能表达作者的理想人格。把《女诫》当作女教的圣典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 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文学阐释学的语言陷阱与汉字思维——论“Ontologie”的词源学系谱及诠释学的署名权

中国学界把总括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哲学思想的“ontologische Hermeneutik”翻译为“存在论诠释学”或“本体论诠释学”,其必然在汉语字面意义的阅读上构成误读的语言陷阱。事实上，西方诠释学源语理论被翻译为汉语译入语后，其中隐藏着多种不可通约的语言陷阱。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拉丁文“Ontologia”是德意志学者路哈特于1597年至1606年之间“coined”(创制/杜撰)的一个崭新术语，其产生得相当晚。在印欧语系词源及其意义逻辑的追溯中，我们清理与分析“Ontologia”和“Metaphysica”的共同本质属性，是为了提示研究者们：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在其解构与重构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脉通贯历史的概念结构及词源系谱，即诠释学与形而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在学理的概念结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端是以巴门尼德的“Sein”为起始，后端是以海德格尔的“Dasein”为终结。我们通释这一词源系谱，更是为了拨开遮蔽于中国学界诠释学研究的误读性迷思。     

文明互鉴视域中的文艺实践与文化误读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外文明互鉴的诸多现实路径中，最生动、最真切、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传播载体，当属文学艺术。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的过程中常伴有“误读”的产生，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下意识误读”实乃人之常情，而偏见式、敌意式的“有意识误读”，以及资本操控下的“文化利用”和选择性的“文化过滤”则可能加剧理解的“变异”和文明的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创作和跨文化交流，关注的焦点仍是文化的“人”或曰创新性地“以文化人”。在40多年改革开放坚实积累基础上守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探索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共通处，须提防他国商业化、媚俗化的“平移”蛊惑；要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构筑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生态。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     

《群玉山头》中英译杜甫诗的文化误读及其应对措施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受到国外译者的青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体现了两种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本文以《唐诗三百首》的重要英译本《群玉山头》中杜甫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译者在动植物、乐器、地理等物质文化和伦理、历史典故等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的误读现象。这体现了在译者的主体选择下中国文化失去话语权、处于边缘地位，进而阻碍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本文认为，为消除该文化流失与误读，一方面，国内译者应增强文化使命感，向外输出准确的文化作品译本；另一方面，面对海外译者的译本，我国应增强版权意识、坚守文化底线，严格审核海外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