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的源流、精义及其当代转换的方法论

我国古代家训造端久远，自五帝时代发端，《周易·家人卦》是上古家训最早的文献，周公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自西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形成发展期，明清为鼎盛期。古代家训从形式上可分为家规、家仪、家教、家书四个方面。从内容上看其深层主题都是在阐发中国文化儒释道的“道”、“仁”、“义”、“空”等核心范畴或概念。这些核心范畴或概念是古代家训的深层内蕴和哲学基础。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和精义都是从这些范畴概念生发开来，也是受训谕者即子孙们日常践履和体悟训谕的归宿点。对古代家训的创造性转化应从方法论上入手：要把握和理解“变与不变”之辩证法；辨明传统与当代的对立统一关系；打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隔阂；由培养圣人、君子到培养当代公民；在中西融合中力求让古代家训“活”在当下，用以创新今天的家风、家教。     

班昭《东征赋》《女诫》作年考辨

关于班昭《东征赋》与《女诫》的作年,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通过对《后汉书·列女传》、《女诫》文本以及其他相关背案资料的梳理,将《东征赋》作年定于永元七年（95）,《女诫》的创作时间始于永初四年（110）十月,终于永初六年（112）的合理性较强。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

从1989年开始，京沪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就指出，随着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前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了，“后新时期”的文学阶段已经开始。就作品来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从审美品格上看，“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形成了创作上的“喷井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应该怎么办》、《乔厂长上任记》、《人啊人》……这类题目，足以使作者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烦厌，《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疲沓、无可奈何，…     

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

近代的《西游记》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两个问题:一、对作者及成书过程的考证;二、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探讨。《西游记》问世之初,作者的真姓名长时期隐而不彰,而三教之徒依各自的教门立场和冥顽的护教意识对作品随宜附会,以为《西游记》是“《华严》之外篇”,“《大学》之别名”,“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似乎《西游记》真的成了“千古疑案,海内一大闷葫芦”。     

“家族累积说”:《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

《红楼梦》作者及“原始作者”问题的考索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简单地将这部作品视为曹雪芹一个人草创完成,《红楼梦》文本内部的很多矛盾现象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探索“原始作者”如果诠释过度则有可能走向误区,并有剥夺曹雪芹“著作权”之嫌.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内部分析入手,结合脂批等清代文献提供的丰富信息尤其是这部作品成书过程长期性的实际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的新命题,试图对作者问题上的种种偏颇加以节制,从而更恰切地把握《红楼梦》诞生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并对作品文本的复杂构成状况加以阐释.“家族累积说”的提法还可以与红学界已取得的“曹学”成果挂钩,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遗传基因特别是曹寅的文化素养对曹雪芹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影响.这个新命题是在综合“世代累积”与“文人独创”两种写作类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与所谓否定曹雪芹“著作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后殖民语境下“文明”寻找“野蛮”之旅—解构康拉德小说《黑暗的中心》和电影《金刚》

后殖民主义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批评理论，其实质是西方对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文化侵入。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依据，平行解构《黑暗的中心》和《金刚》中所掩藏的虚伪的西方“文明”。本文作者认为，《黑暗的中心》和《金刚》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明”寻找并探索“野蛮”异域的主题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小说《黑暗的中心》和电影《金刚》的旅程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探索，更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之旅。     

谈《长夜》和《李自成》的关系

《长夜》是姚雪垠在青年时代写的一部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陶菊生的一段生活经历,写出了一支土匪的活动情形,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原和北方农村的一个侧面。这类题材,过去没有人写过,它大约是我国唯一的一部描写农村土匪生活的现代作品,所以显得格外珍贵。 由于作者在少年时代曾被土匪捉去过,并在那里生活了一百多天,对当时豫西一带的“杆子”生活和“绿林”人物十分熟悉,因而这部充满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作品写的非常生活感人,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自发斗争,留下了史诗般的形象描绘。 对于这部作品独立的思想、艺术价值和不足之处,本文不作具体分析,这里要探讨的是《长夜》和作者后来写的长篇巨著《李自成》的关系。     

反照风月宝鉴——试论《红楼梦》的主线

霍国玲在《山西师大学报》以“反照风月宝鉴”为题,论述了《红楼梦》的主线问题.文章提出,近年来,红学刊物不断发表研究《红楼梦》主线的文章.所谓一部分作品的主线,一般是指表现这部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情节线索.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主线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为了探讨作品的主线,首先必须抓住作品的主题思想.研究者都承认此书中隐进了作者难言的苦衷,但作者饱蘸着人生血泪“哭     

田山花袋主体间性思想探析——以《棉被》为例

《棉被》是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完成了从前期日本自然主义的单纯模仿到具有日本特色的后期自然主义转变的作品。通过对“自然”、“主观”和“客观”的分析，可以看到，作者一方面通过主体间性对自然客体的切入，另一方面通过客体的主观变容，使得《棉被》表达出一种早期的主体间性思想。     

中国的传统家教与青少年成长

<正> 中国是一个有 几千年优良传统文 化的文明古国,勤劳 忠厚的中国人民,从 奴隶社会开始,就十 分重视培育人们的 “良知”、“良能”,以 提高伦理道德水准, 达到用正确的观点 和方法待人处世。 培育人的最主 要的途径是家庭教 育。 家庭教育是指 父母或其他年长者 在家庭里对儿童和 青少年进行的教育。 不同的社会制度有 不同性质的家庭教 育。我国古代的家 教,是在得不到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情况下,家长对子弟进行的以道德、礼节为主的礼法教育。司马光的《家范》、颜之推的《家训》、班昭的《女诫》、朱伯庐的《治家格言》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等,都是很重要的家庭教育文献。 中国的传统家教分胎教、幼教、少教和成人教育四个层次,其中幼教和少教是重点。 关于胎教。刘向著《胎教》是关于胎教的最早记录,书中讲到:“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隋唐时期出现的《颜氏家训》也提出了“怀子三月,用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的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