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甘肃的经历与创作述略

谭嗣同随父宦游甘肃的经历砥砺了他任侠豪迈的性格和坚韧不屈的意志,而对陇原大地充满深情的描摹.则成了他的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品,更是甘肃近代文学的重要创获.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谭嗣同思想悲剧新论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于悲剧性的杰出人物,本文多层面地分析了谭嗣同思想及实践的特点,从“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既冲决网罗又未尝冲决的悲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格恶剧”等三部分揭示了谭嗣同思想及实践所体现的悲剧性意义,蕴涵深刻而富于启迪。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

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之第五章有《谭嗣同书札编年》,本文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其中致刘淞芙书札十四通中之十一通的编年进行辨析订正,以拓展和深入对谭嗣同的文献研究。     

论谭嗣同的专业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大力提倡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谭嗣同崇尚实学,关注时政,对治事抱有深切关注和极大热情。这促使他将变革科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而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提出变革。谭嗣同将"变学校"视为变法之根本,而他寄予厚望的"变学校"质言之就是用实学("实事")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实学情结使谭嗣同注重专门专业之学,并将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作为人人必备之知识。在他那里,前者属于专业教育,后者则属于通识教育。二者的结合既是谭嗣同对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回应,又与他的哲学理念、政治主张一脉相承。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如何摆正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观点引人深思,对于当下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商榷

夏剑钦先生在《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中,根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第五章中谭嗣同致刘善涵十四通信函中的十一通的编年,进行了辨析订正,笔者除了认同一通信函的编年为误判,一通信函编年应更精确外,对夏先生认为编年不妥的其余信函,一一作了辨证,以夯实谭嗣同研究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