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意义--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现实与超现实

德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在小说<铁皮鼓>中,通过小说主人公奥斯卡这一怪诞而又真实的艺术形象,以一个侏儒的视角,向人们叙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小说的很多情节是荒诞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然而它又对德国现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生活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作者把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他极为丰富的想像力相结合,通过荒诞这种特有的艺术手法,创造了"现实"与"超现实"的艺术对接.     

大学的“超然性”与“介入性”：论中西方学术价值的文化差异

实现“超然性”与“介入性”的整合认同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一方面,现代大学作为蕴含丰富人文精神的学术机构,必须适当超越功利,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从事高深知识的传播与创造;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必须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社会事物,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中西方大学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观西方大学拥有“超然性”的学术传统,崇尚“为学术而学术”;中国大学拥有“介入性”的学术传统,追求“为人生而学术”。因此,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其实是在保持大学“超然性”的同时,增强大学的“介入性”,使大学不断超越“象牙塔”,不断贴近社会生活;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则应该在扬弃“介入性”的同时,增加一点“超然性”,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但不沦为社会其他部门的附庸。     

苏轼贬居岭海时的复杂心态

苏轼贬居惠州、儋州时，并不仅仅是旷达超然，还有恐惧、悲伤、无望、凄凉的复杂情感体验，同时又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为国为民办了许多事情。通过对其诗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不是“坡仙”的形象，而是一个充满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的形象。     

自然与超越——苏轼美学思想及其人文意义

苏轼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其文道观来看,"辞达"的文艺观完全跳出了传统的文道关系论,既肯定了文艺的实践性价值,也强调了文艺自身独立的价值;其次从其自然观来看,苏轼具有形而上本体意义的自然观,破除了性情抒发与艺术技艺之间的对立,强调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性;再次,苏轼"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观,熔铸成古代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典范。     

马修·阿诺德对威廉·华兹华斯的评价浅析

马修·阿诺德根据“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念．给出了威廉·华兹华斯在其诗人排行榜上的显赫位置。阿诺德提出,华兹华斯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其能把思想崇高而深刻地运用到生活中,而且在于其师法自然、质朴无华的创作风格。同时,华兹华斯之所以还未被公众所广泛认可．主要是存在影响其声誉的三大障碍：良莠不齐的诗作堆积;不拘常理的排列标准;虚无缥缈的哲学体系。要让华兹华斯的价值得以展现,就必须消除这些障碍。     

从《饭后钟》看吴双热的办报风格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吴双热一贯坚守超然诙谐的办报风格,其于1921年创办的《饭后钟》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风格。吴双热超然诙谐的办报风格主要通过报晓警世的办报宗旨、大气超然的史识品质、涉笔成趣的新闻谐著、化庄为谐的报载小说以及杂然众色的现代话语来呈现的。吴双热将报纸看作报晓之钟、警世之钟,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来唤醒国人的进步意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常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做人之道

人有三知就可以立世人这一辈子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常常让人感到累得慌。那么这些繁杂的知识中有没有最为主要和核心的东西呢？也就是说,即使不太了解其他的知识,只要了解它们就足以立身处世？有!说来倒是简单,只有三个字：礼、命、言。享不了洪福就享清福一个人如果实现了俗世理想,成为达官显贵,那么自然可以享洪福;如果没有实现俗世理想,那么也要安心享受清福。没有人能同时既享洪福又享清福的,智慧的人从这两种福中都能享受到超然的乐趣。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迷路总比无路好

一位喜欢野外探险的朋友,与我分享他的幸福经历。他用幸福来形容,着实让我吓了一跳,野外探险充满危险性,迷路是在所难免的,生命朝不保夕,而他的幸福表现在一种理想,一种超然,更是一种常人所不懂的兴趣。     

“超然主义”:近代日本政治的底流

明治宪法标榜天皇主权与职能性分权,同时以议会代表"国家公义",这从根本上为"超然主义"提供了可能。"超然主义"实为近代日本政治之底流,它并未随藩阀政治的结束而消失。在藩阀政治受挫后,伊藤博文、桂太郎等通过政党实现的只能是相对"超然主义",而且,他们的期待最终被政党所"出卖"。经过大正民主运动,"超然主义"作为政治潜流持续存在,并与政党一样获得发展,当"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被民众质疑和抛弃时,新官僚力倡普选,以民众广泛参政强化天皇权威,同时否定政党组阁的正当性,"超然主义"卷土重来,并显得比明治时代更为"成熟",成功"逆袭"政党政治,它看似基于民意,实则相反,政府超然于民众与议会之外,这也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