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中国立宪改革失败根源探析——基于中日近代宪法的比较

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宪政政体的确立,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权力受到宪政的约束,这不同于东方社会传统的一统天下的专制王权体制。这一不同,为日本在诸多方面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而中国清末的立宪改革尽管意义深远,但是具有保护性、有限性、防御性和贵族性。从中国清末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清政府政治转型的阻力,一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对变革的抗拒,二是由于清政府自身欠缺领导改革的能力。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正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的确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议铜陵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改革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废除科举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全国各地掀起创办近代学堂的浪潮中,安徽铜陵近代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有关资料对铜陵近代教育的发展状况、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近代青岛林业法规评介

从19世纪末德国侵占胶澳起,青岛地区就有专门的政府部门管理林业,管辖事项包括山区造林和城区园林绿化。民国时期,虽然政局多变,但是青岛一直有一套成体系的林业法规,为林业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法规分为机构制度和事务管理两类,前者主要规范林业机构的组成及其工作制度,后者主要规范各类林业事务的管理。这一状况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没有长时间的战乱,林业法规得以较为坚决的执行,青岛地区这一时期的林地面积达到23.9万亩,为近代最高。后因战争破坏,政法废弛,林地面积急剧减少,1949年解放时,青岛林地面积不足6万亩。     

虞山诗社文人与常熟近代报刊事业

常熟近代报刊事业发达,自1900年起至1949年止,常熟知识分子所办报刊累计达200余种,如此数量众多的报刊推动了常熟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虞山诗社(1920-1937)是近代常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在其存在的十七年中常熟近代报刊事业臻于辉煌。该诗社社长俞鸥侣、钱南铁的办报经历是诗社文人乃至常熟近代知识分子创办报纸的缩影,在其带动下虞社文人积极创办报纸。虞社文人在推动常熟近代报刊事业发展以及常熟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中国各部分的边疆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边疆区域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内亚范式"和以施坚雅为代表的边疆研究"西南传统"在各自研究兴趣与路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以更具有连续性的内亚-西南分析视角来看的话,则可以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找到其内在的互通之处,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内亚与中国西南社会。     

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新疆

从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转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华民族实体,外争国权、内争民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新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总体上跟进国家的这一转型,政治认同在曲折中增进。这一进程使得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同时,也有需要我们省思的方面。     

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亦非仅仅是仿照前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