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清代广西三界庙地理分布与三界神信仰探析

三界庙在清代广西各府中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宁、浔州、郁林、平乐、梧州等五府(州),呈现出一种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在郁江两岸分布最为密集。清代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界神祭祀圈,而这种祭祀圈的出现与三界神的现实功利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昭穆解惑——兼答赵光贤教授

笔者曾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一文,认为昭穆制度起源于西周鲁国"一继一及"继承制度,并随继承制度的演变而演变。西周兄昭弟穆是原生形态。春秋时代,规整的一继一及制谱系被打破,出现了既有兄昭弟穆,又有父昭子穆,个别还有弟昭兄穆、兄穆弟昭的不规则次序,属于昭穆制度的次生形态。进入战国,父子相传成为定制,与之相应昭穆制度出现了父昭子穆的格局,这是昭穆制度的再生形态。该文草成后,投稿某编辑部并进入外审程序,笔者有幸收到署名赵光贤的外审意见。赵光贤先生是研治西周史的著名学者,专著《周代社会制度辨析》为学界熟知。可惜的是该书未涉及昭穆制度,因此,关于拙稿《周代昭穆制度源流》的审读批语,某种程度上应该能代表其对于昭穆制度的一些观点,更显珍贵。鉴于批语中的不同意见,深感许多问题如昭穆指受祭者还是祭者、能不能表兄弟关系、鲁制与周制的关系,以及昭穆史料的辨伪等方面,很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并期望由此引起更为深入的研究。     

外向型经济与沈阳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以浑河站西街道为例

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沈阳市郊朝鲜族农村迅速实现了从农业村庄向现代工业村的转型,随之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以外向型经济为推动力的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代表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也加大了市场风险冲击及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的前途.     

成都武侯祠塑像沿革与保护

自唐代武侯祠中塑像之后,历代逐渐增多。清康熙年间武侯祠重建后,两廊塑像已成规模,道光年间调整后沿袭至今。各尊塑像具体塑制年代的考述。1971年至今的塑像维修保护。对塑像保护不利因素的讨论。     

三山国王庙面面观

本文使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作者实地调查资料,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三山祖庙所尊祀的三尊神是岭东汉族移民的祖先神的新观点。文章最后阐明研究这一历史文化事象对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由来及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破除封建迷信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积极意义。     

新时期汉乐府诗研究之回顾

新时期汉乐府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汉乐府诗整体研究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一是乐府音乐机关的产生时代;二是乐府所涉及的音乐概念的含义;三是汉乐府的体制分类及语言;四是汉乐府的艺术成就;五是汉乐府的发展演变;六是汉乐府的继承与影响。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校勘二则

笔者经实地考察,对张维<陇右金石录>所录<祥渊庙勅碑>、<敕赐雍古氏家庙碑>两篇碑文中的误、脱、衍等情况进行了校勘,以期还原碑文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