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即色游玄”对谢灵运山水审美之影响

在支遁"即色游玄"的般若空观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影响下,谢灵运形成了"融合玄释,模写山水"的山水审美观;开创了"以山水通于理道"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景、情、理交融的艺术个性。通过山水之游,诗人暂时将身心从世俗中解脱,在"即色游玄"的思想引导下,进入一种自由无待的审美状态,在静观物色之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新时期汉乐府诗研究之回顾

新时期汉乐府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汉乐府诗整体研究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一是乐府音乐机关的产生时代;二是乐府所涉及的音乐概念的含义;三是汉乐府的体制分类及语言;四是汉乐府的艺术成就;五是汉乐府的发展演变;六是汉乐府的继承与影响。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主体的超越——《声无哀乐论》与嵇康玄学思想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思辨性的玄学论文,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自我超越。一所谓“音乐之体”的“体”,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审美客体。《声无哀乐论》从客观存在、生成本原、构成要素、本质属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音乐之体问题。其中生成本原是音乐之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都是由此决定的。与阮籍《乐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的观点相似,嵇康…     

建构与解构: 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

本文认为陆机诗是以“缘情”为内容,“绮靡”为形式,“质理”为骨干．采取诗论与诗作相联系,时代与历史相联系的研究方法,揭示陆诗的真实风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