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全国大决战(重建篇)

以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标志,"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开始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为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有力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关于地震灾区恢复生产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法规和政策文件。按照中央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要求,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随即启动了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根据《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将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前期工作和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灾后重建的主要任务,确保灾区人民基本生活生产条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工农业生产设施得到全面恢复,达到并好于灾前水平。主体功能定位清晰,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科学发展的后劲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巩固发展。     

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组合管理

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面临灾后恢复重建如此多的项目,怎么样分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后重建,怎么样与地区的发展战略相结合,这需要用到地震灾后项目组合管理。地震灾后项目组合管理包括:建立项目组合模型,产生项目清单,确定项目组合及项目实施和监控。     

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正>"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救人抢险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深入进行,地震灾后重建将成为今后抗震救灾工作的重点。根据以往抗震防震的经验,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及其启示

从机构设置、立法、规划、资金投放情况等方面对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梳理,并引出对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五点启示:灾后重建工作中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重建工作要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重建规划应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进行;产业复兴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放在重要地位;产业复兴要把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社会资本与道德重建

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经济资源,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公共物品化特征可使其产生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效益。我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应适时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关于创建社会资本的观点,促进我国公民道德重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中国的重建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影响、“非意识形态化”的冲击和理论创新中误区的存在等原因,在以抽象的人学分析为特征的西方思潮面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正面临着逐渐被弱化的危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铺设对话平台,通过重塑共产党和当代中国的形象、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确立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底线等途径,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中国的重建。     

政府承诺缺失下的城市水务特许经营--成都、沈阳、上海等城市水务市场化案例研究

BOT和特许经营权是现代合同式管制的主要实现方式,但机制设计和政府管制体制重建是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确定资本回报率,后一个问题涉及政府的承诺的可信度。本文从我国公用事业BOT和特许经营的市场化案例入手,对目前我国公用事业管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资本回报率是给定目前政府承诺缺失条件下无奈的选择,因此建立正式的制度(法律、独立管制机构)是解决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风险分担问题最根本的途径。     

川粤港澳合作的“金钥匙模式”

分析了川、粤、港、澳合作在区域总体竞争力、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基础、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讨论了四川企业市场拓展存在的“内外受压”局面与“殊三角”企业发展存在的“瓶颈”,认为四川在灾后重建、扩大内需、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存在着川粤港澳合作的新机遇;研究了川粤港澳合作的模式与平台,将四川与广东、香港、澳门四地形象地比作古老的“金钥匙”,作为资源基地的四川是粤港澳经济发展的手柄,粤港澳是四川的出口平台,川粤港澳应本着互补、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打造共生经济体。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