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中的阴阳契合

刘熙载《书概》中主张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辩证观点分析解释书法创作原理,这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所推崇的"自然转化、对立统一、消长平衡、互根互用"的原则相攀援契合。本文试通过从三个部分来梳理《艺概》中的主要创作思想,并于"阴阳五行"的学说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两种理论之间的趋同与差异,进一步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创作实践之间的默契联系与丰富发展。     

对“专利蟑螂”滥诉行为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其客体是一种不易被人察知的无形财产,相对于其他财产权特别是物权而言,专利权表现得更为活跃,权利的空间范围更大,它可以通过有形的载体流动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外太空。由于它存在方式的隐蔽性,更易使权利相对人落入侵权的牢笼中,就像无辜的昆虫落入早已被蜘蛛编织好的蛛网中。这既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又阻碍了技术的进步,所以运用法律规制"专利蟑螂"的滥诉行为是正当的,它体现了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理,是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对立和统一,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     

法的本质属性：一种学说史上的考察

“法的本质”问题是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法本质属性的把握需要梳理西方各法学流派以及我国的法律观念,深入反省历史上的学术弯路,审视当下的作为,才能发掘其本质内涵、目的和意义。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X整合主义

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黄光国和李平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他们的观点可以看成是对立的两极。基于此,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完全同意黄光国关于本土研究必须采用西方科学哲学的判断,也不认同李平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哲学诠释,而是通过融会阴阳思想、儒道哲学、波尔互补原理及黑格尔辩证逻辑等中西哲学元素,尝试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道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的一种哲学观可以被称之为X整合主义。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仁"是培养与提高情商的基石

据统计,不足一万六千字的《论语》中＂仁＂这个字先后被提到一百零九处之多,可以说仁爱思想是儒家哲学的基石。＂情商＂中,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这就需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同样也是培养与提高情商的基石。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按照《说文》的解释,＂仁＂字,是会意字,从人,从二,是亲的意思,也就是说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 --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予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论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局限性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国际形势发展的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由此促成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     

内向思维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主体精神

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根本途径之一 ,是从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其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内向性的特征 ,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道、佛三家 ,其哲学思想无一不体现出典型的内向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 ,直接导源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由此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铸就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鲜明的主体精神。     

精神分析学说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由于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奇妙的内在心灵契合,施蛰存对该学说情有独钟并大胆地用它来独辟文学创作“新的路径”。施氏对精神分析的接纳主要表现在:用潜意识理论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用人格层次说进行二重人格的塑造、用爱欲与文明说阐释了人与文明的悲剧性对立。施氏的这一探索赋予了他的小说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文学史意义。     

从“易”理看王夫之对朱熹的吸收和继承

(一) 王夫之在构造其“易”学体系时,以乾坤并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再从错综为用中揭示了六十四卦之关系,它反映了客观世界对立统一,及客观事物之间矛盾的规定性和矛盾的多样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均是阴阳变化的反映,是本于阴阳而又表现为万殊之气,这则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是夫之在“易”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夫之更进而指出:“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宋论》卷七)。他认为,不断吐故纳新,不断发展变化,是自然界乃至社会、人物自身必然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社会由三王五帝到封建郡县,这个发展的过程并无终结。封建郡县制必更向另一个新的阶段变化发展,而“渐统一于大同”(《读通鉴论》卷20)。这个大同思想便是新兴社会阶级思想的萌芽,它出现在夫之关于宇宙世界必运动变化发展,其动力则是其自身矛盾转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更为其后的思想家不断充实、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