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读《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星亮,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洪主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并作为建党90年向全国推荐的图书之一。《史论》分别由"政治篇"、"社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的性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发展工业建设中，对边区私营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与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由于边区私营工业的性质，决定了边区私营工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有益于和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边区私营工业对于配合公营工业的生产和建设，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待遇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工人待遇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改善劳工物质条件，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工资发放形式，适时调整工人的工资，使工资与物价水准基本平衡；同时，多方面为工人着想，对工人家属及女工实行优惠政策；加上工人具体待遇同中有异，对技术人员给予更高待遇等，安定了工人的生活。工人们的待遇得到了提高，生活有了保障，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对缓解边区经济困难，发展边区工业，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马锡五审判方式:被“发明”的传统

马锡五审判方式向来被视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要法制传统之一,不过,考诸史实,这一审判方式在当时并未普遍推行,也没有取得后来宣传那样的理想效果,之所以推出这一审判方式,是因为它符合当时引导边区司法工作转向的需要,有助于平衡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党政干部与司法干部之间关系,更是展现边区崭新司法形象的良好范例。边区各地司法干部虽然能认识这一审判方式的优点,但这一审判方式对司法资源的消耗较大,对审判者素质要求相当高,未能得以广泛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也不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其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巡回审判与就地审判、群众参与司法等都曾在中共苏区时期或国民政府的司法中出现过。     

简论陕甘宁边区的文物保护事业

陕甘宁边区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文物保护事业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事业健康有序的开展,文物保护和征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建国以后西北地区文物征集热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农村革命中心西移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

1934年后，主力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西迁，农村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川黔、陕甘宁等西部地区。西迁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文章重点考察农村革命中心倾斜及时空转换的基本原因，探讨此次社会流动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诸层面，概括其社会变迁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动力。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国民素质改造略述

抗日战争的事实证明,中日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两国国民素质之间的对抗.与中国多数地区一样.由于复杂原因,在抗战前陕甘宁边区人民综合国民素质相对较低,这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为此,中国共产党利用她的局部执政地位在辖区内对国民素质进行了全面改造,主要涉及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政治素质和战时心理素质等方面,通过改造,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综合国民素质,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社会进步,更为支持长期抗战提供了保证,对全国范围内国民素质的提高也起了表率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家务活动研究

优抚即优待抚恤之意,主要是对保卫国家的将士及其家属进行物质优待和精神抚慰,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抗战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抗工属和退伍军人蕴藏的巨大生产潜能,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使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从1944年开始在优抚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帮助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建立家务活动.为了把这一活动搞好,边区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帮助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制定生产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为他们分配土地和为无劳动力者代耕、为退伍军人介绍对象等.建立家务活动是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优抚的基本政策和中心工作,且取得了极大成功.它为改善抗工属和退伍军人的生活、促进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变边区存在的一些陋习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与延安时代的科学技术

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崇尚科学技术,重视科学人才,强调科技面向生产、理论联系实际,倡导自力更生、鼓励发明创造,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粉碎了敌人的围困阴谋,普及了科学知识,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     

课堂外的身体塑造——陕甘宁边区儿童团的官方身体建构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还要求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各种规范的服从。在陕甘宁边区,现代化身体的形塑并不以制度化教育作为唯一管道,其他如儿童团等组织成为官方对其身体建构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这些组织透过以身体姿势、卫生、技能和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体现出政党或政府对个体身体的支配力。边区儿童团旨在组织儿童参与抗战工作与生产活动中,通过对施展在其肉体上的技艺训练和要求的观察,可以看到边区儿童被赋予对抗日救亡的道德理想,并塑造出官方身体的模范化存在。